10月2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诺贝尔大会宣布，将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68岁的匈牙利生物化学家卡塔林·卡里科（Katalin Karikó）和64岁的美国医学家德鲁·韦斯曼（Drew Weissman），以表彰他们在核苷碱基修饰方面的发现，这些发现使得针对COVID-19的有效mRNA疫苗得以开发。
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上写道：“两名获奖者的发现，对于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开发有效的mRNA疫苗至关重要。他们的突破性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mRNA与免疫系统如何相互作用的理解。新冠大流行是现代人类健康面临的最严重危机之一，获奖者为前所未有的疫苗开发速度做出了贡献。”
据报道，二人将共享1100万瑞典克朗奖金（约合732万元人民币）。
新冠疫情中，传统疫苗应用受限
传统疫苗的工作原理是，向人体内注射被称为抗原的灭活病毒蛋白质，刺激针对该抗原的免疫反应。当病毒再次在人体内出现，人体免疫系统就能够将其识别出来。
随着近几十年来分子生物学的进步，人们开发出了基于病毒中的单个成分，而非整个病毒的疫苗。病毒的部分遗传编码还能够转移到无害的“载体病毒”之中，注射后刺激人体内的免疫反应。
生产基于整个病毒、病毒蛋白质或载体的疫苗需要进行大规模细胞培养。在新冠疫情迅速传播期间，这一过程限制了人类用传统方法快速生产疫苗的可能，因此，研究人员希望能找到开发无需细胞培养的疫苗技术。
当此人类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刻，两名获奖者长期以来对mRNA疫苗技术的研究，使这种新技术的迅速应用成为可能。
1980年代：mRNA疫苗前景不被看好
mRNA是信使核糖核酸的简称，它就像信使一样，携带着DNA分子链的遗传信息，“指导”身体内蛋白质的合成。
mRNA疫苗的绝妙之处在于，它不需要注射抗原病毒本身进入体内，而是使用抗原病毒DNA“翻译”而成的mRNA，欺骗身体产生真实的抗体。然后人工合成的mRNA被人体降解，只留下抗体。
比起传统疫苗，mRNA疫苗不仅安全性高（不具备病毒的感染性）、免疫性好，而且还能够迅速量产。
1980年代，人们发现了无需细胞培养即可产生mRNA的方法，被称为体外转录。将mRNA技术用于疫苗和和治疗的想法也开始兴起。不过，这项技术的发展面临着几大挑战：一是体外转录的mRNA被认为不稳定且难以传递，还需要开发复杂的载体系统来封装；二是体外产生的mRNA会引起炎症反应。因此早年间，科学界对于将mRNA技术用于临床治疗的研究热情有限。
这些挑战没有阻挡卡塔林·卡里科的热情。早在1990年代初，她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时，就坚持想要实现将mRNA技术作为治疗方法的愿景。她一次又一次地申请资助，但她的想法被认为过于激进，且经济风险极大，一连串的拒绝使她在1995年被降职。
幸好，她坚持了下来。1997年，卡塔林·卡里科认识了刚到宾大不久的新同事、免疫学家德鲁·韦斯曼。韦斯曼正好对在免疫反应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树突状细胞很感兴趣，两人很快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专注于研究不同类型的RNA如何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
突破性发现：消除体外转录mRNA引发的炎症反应
卡里科和韦斯曼注意到，这种树突状细胞会将体外转录的mRNA识别为外来物质，从而激活免疫应答，在人体内产生炎症反应。但如果换成来自哺乳动物的mRNA，则不会引发炎症。这一结果说明，导致炎症的并非mRNA本身，而是不同mRNA变体之间的结构差异。
当时已知，哺乳动物mRNA存在广泛的碱基修饰现象，而体外转录的mRNA则不然。于是，卡里科对体外合成的mRNA也进行了碱基修饰，并将其传递给树突状细胞。结果令人震惊：当mRNA中包含碱基修饰时，炎症反应几乎被消除。两人立即意识到，这对于把mRNA技术用于临床治疗具有深远的意义。
这一突破性的研究结果发表于2005年，此时距离新冠疫情暴发还有15年。
在2008年和2010年发表的研究中，考里科和韦斯曼进一步发现，经过碱基修饰的mRNA不仅能够减少炎症反应，还能显著提升蛋白质产量。至此，两人扫除了mRNA临床应用道路上的关键障碍。
新冠疫情暴发 mRNA疫苗迅速投产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两种碱基修饰的mRNA疫苗以创纪录的速度开发出来，在2020年12月就获得批准，其保护率约为95%。诺贝尔官方网站评价称，这些疫苗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预防了更多的重症，使社会得以重新开放，恢复到正常状态。
mRNA疫苗开发的惊人速度，为开发其他传染病的疫苗铺平了道路。未来，这一技术还可能被应用于某些癌症的治疗。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执行副院长詹姆森（J. Larry Jameson）盛赞两人的研究“改变了世界”：“在他们富有远见的实验室合作完成超过15年之后，卡塔林和德鲁在医学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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