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诗词忌艰涩

千百年来，中华格律诗词一直独领风骚于中国文学的神圣殿堂，但自上世纪20年代末至今，其辉煌不再。究其原因在于：一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使得中华格律诗词一度走入了低谷；二是由于曾经一段时间受社会上“文风倾向”方面的制约，对古典文学文化遗产重视不够；三是诗词作品较之于其它文体在创作和理解上均有一定的难度，这便影响了中华格律诗词在当今社会的良性传承和繁荣发展。

最近几年来，从国家领导人到中国文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中华格律诗词有了新的认识，赋予了新的使命，倡导对中华格律诗词的繁荣创作，传承发展，让其以独特的文学形式为新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这对中华格律诗词这块文学瑰宝而言，无疑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因此，热爱中华格律诗词的人们，应抓住这一契机，大力弘扬中华格律诗词这一文苑“奇葩”，使其重新耀眼于中华大地，再登文学神圣殿堂，让这棵“古木再著新华”。但需要提醒的是中华格律诗词的创作必须做到与时俱进，联系实际，广接地气，坚持“三贴近”的原则，力求通俗易懂、晓畅明白，切忌隐晦艰涩，“辞难事隐”的创作方法，使其彻底走出曾经一段时期以来所经历的发展囧境。

在中华格律诗词创作的通俗易懂方面，早在一千多年前我国唐代有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他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范例。白居易的诗不仅能够深刻反映人民疾苦，而且善于提炼民间俗语入诗，很受人民群众的欢迎。据说其每作一首诗，都要读给身边的老妪听，并问曰：“解否？”如曰“解”，便录之；如曰“不解”，则易之，再作推敲修改。同时，白居易还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强调在中华格律诗词创作中关注“时”、“事”的重要性，因之而写出了大量贴近人民群众生活，反映当时社会现状，且老少皆能“解吟”的诸如《卖炭翁》、《新制布裘》等的好诗；就连《长恨歌》、《琵琶行》之类的“长篇大著”，也都妇孺皆知，耳熟能详，千秋吟诵，广为流传。

难怪唐玄宗李忱在《吊白居易》的诗中会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行。”一位封建帝王能对白居易的诗做出这样高的评价，可见其诗在当时的影响程度之大。

今天，如何能让更多的人接受中华格律诗词，小可以为借鉴白居易的做法是很有必要的。这就是说要做到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基层，写出词真意切、朗朗上口，书写社会现实、反映群众呼声和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口味的诗词作品才行。

也就是说能用现代汉语词汇写明白的，尽量少用古语、典故以及古奥生僻的字（词），切莫以“辞难事隐”的诗或用典多来显示自己的才华。因为，如是这样，本来今天喜欢读中华格律诗词的人就不多，你再搞些别人不认识、读不懂的字、词、典故去难为人家，谁还会有耐心去翻词典或在网上去查找？这无形中便妨碍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读诗爱好。因为，大家不认识你使用的字，不理解你使用的词，读不懂你写的诗，还会对你的诗产生兴趣吗？你想卖弄自己“奇才”的目的，自然也就很难达到。与其这样，倒不如写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让童子都能“解吟”多好。

鉴于此，今天的人欲写中华古体诗，千万不要像令我国文学巨匠鲁迅先生“所不满”的玉谿生那样，过多使用典故，写一些令人搜肠刮肚、冥思苦想而不得其解的诗。据说与白居易大体上同时代的“小李”（较李白大李而言）——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写诗喜用典故，“辞难事隐”（《唐才子传》），如其《锦瑟》、《无题》等诗，所写何意，寄寓何情，就连当时的诗界大家，往往不易读懂，何况今之我辈乎！故而，文学巨匠鲁迅先生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玉谿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自古诗词忌艰涩，由此可见不是没有根据的。

复兴中华格律诗词的大好时期到来了，有志于中华格律诗词创作的诗人们应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积极创作，大力作为，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为中华格律诗词的再度辉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