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们自称离异的女人、不同年级和学科的教师、沈阳的外卖员、南昌的快递员、某校的大学生、八年周刊记者……事实上，这些账号背后都指向同一个人。那些为了学科研究、毕业论文在线上招募访谈对象的学生们，成了被瞄准的“猎物”。
过去三年，线下的一些学术研究受限，转移到线上，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伪造身份的“骗子”用编造的信息接受访谈，成为论文中“被污染的数据”，有人被骗走生活费，还有人差点耽误毕业。初涉世事的年轻人，正在象牙塔之外，承受社会教给他们的“第一课”。
隐秘而微小的骗局
如果不是点开豆瓣小组的帖子“吃瓜”，小贺不会意外发现，自己也成了那个被骗的人。去年年底，她看到有人讲述“招募访谈被骗”：发帖人挂出了五个微信截图，是同一个人假扮的——他们说话的语气、声音以及对同一个问题的观点都非常相似。
“怎么她截图的微信我也见过？”小贺意识到不对劲。她在欧洲读社科专业的博士，就在一两个月前，为了完成一篇研究平台劳工的论文，在豆瓣和小红书上发布了招募信息，想找一些合适的研究对象。
学生接触的圈子有限，加上之前疫情，线上招募变得普遍。小贺进展顺利，大概是因为80块一个人的访谈费，陆陆续续有十多个人找到她，表达了意愿。
被挂的“骗子”是其中一个访谈对象推荐的同事，那个访谈对象声称做过数据标注工作，对方“很真诚、很有礼貌”，对于这份专业工作中的一些细节也都答上了，比如如何在平台上接任务、工作有哪些具体步骤，还主动提出推荐自己的同事。
招募访谈小组里的避雷帖
小贺从没想过在学术访谈中，存在被骗的可能性。她决定找对方核实一下。“可以提供一下工作证明吗？用于存档保存。”对方发来的不是工作证照片，而是一张网上下载的2D电子名牌，然后马上就撤回了。小贺质问：“为什么你推荐的人被曝光是‘骗子’？我们受骗的学生准备投诉报警了。”对方拿不出更多证据，也不再回消息。
小贺顿时有点崩溃。耗时三个月收集的20个数据还在她电脑里，其中有5个可能是作废的，作废的还有500块左右的访谈费和介绍费。更让她耿耿于怀的是，浪费了原本宝贵的访谈时间和数据，以及情感上的信任。
对她来说，那是一段特殊的时期。因为签证她不能回国呆太久。前期进入田野观察就花了很久，留给线上招募采访的时间就很紧张。一天要密集地完成三四个访谈，中间没有太多休息间隔。直到她回过头重新听当时访谈的录音，发现确实有三个人的声音似乎一模一样，时间仓促，她那时甚至没有意识到，“骗子”介绍的另一个受访者也伪装身份和她访谈了两次。
后来仔细回想起来，也不是完全没有漏洞。但小贺都一一帮他们合理化了——“沟通费劲可能是因为对方普通话不太好，所以语言表达不通畅”；一个自称四十岁的女性微信头像是柴犬，有点奇怪，但转念一想，“还挺潮的”；至于那些很“真”的工作细节，她后来意识到，在网上都可以搜到。
小贺发现很多人也遇到类似的状况，学生们遭遇的骗局涉及许多领域——有人假扮HR，有人假扮虚拟主播受众，有人伪装红绿色盲，甚至还有男性装作孩子妈妈。小贺后来发现，有一个招募对象以没空为理由推迟访谈的同时，在接受另一个访谈，她觉得这并非偶然，“应该是一个团伙”。
“陈子玲”们
嘉嘉在豆瓣一个招募访谈者的小组做管理员，她曾在“骗子”的群里卧底过，准确来说，是两个“薅羊毛”的群。群里从早到晚不断共享着各种“薅羊毛的信息”，银行APP下载抽奖、小程序做任务领红包、关注公众号参与抽奖，也包含有偿访谈的链接。他们在群里交流伪装的经验，比如怎样“拿网图”蒙混过关。
也有人聊起生活，“带孩子太难了”，或者吐槽自己的学校；还有一些人看起来文化水平不高，“说话没有逻辑，道理也讲不通”。她试着偷偷拿小号去提醒招募者，信息反馈到了群里。“要抓卧底了，是谁这么不要脸揭露我们？”后来群也解散了。
嘉嘉是在去年意外发现，有人会为了“薅羊毛”，伪造身份接受有偿访谈。她住在广州，疫情期间公司停工，失业后想搞点钱花。她在抖音上看到有偿访谈，接受了几个和自己经历相关的，其中一个学生聊起遇到了“骗子”，还给了介绍费。
嘉嘉初中毕业就没再读书了，老家的女孩子基本都很早就辍学不读。“觉得读太多书没用，嫁人就好了。”她初中毕业之后就四处打工，服务员、超市销售员，什么都做过。在广州40度的高温下，嘉嘉做过找路人扫码的兼职，最后被老板扣了三分之二薪水，还被拉黑了。她痛恨被骗，想帮这些学生。
她在豆瓣小组里看到了许多被骗的帖子，积极给组长出谋划策，后来自己做起了管理员，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提醒、私信招募者，也搜集被骗的信息，再把“骗子”挂出来。
打过交道的“骗子”不少，嘉嘉觉得他们总是很着急。有人嫌弃半小时访谈时间太长，有人甚至还没等学生确认身份，就一个电话主动打过去。在校生琥珀的确遇到过，她在豆瓣小组招募外语虚拟主播的观众——突然有一天在几分钟之内，微信弹出很多加好友的信息。她觉得很奇怪，“有这么巧吗？”
这些账号有微妙的相似性，一些头像都是紫色红色的花，分辨率不高，昵称也没什么特别的；有些人在朋友圈发兼职信息，和她之前采访过的观众完全不同。她甚至看到有人朋友圈发了自己小孩的照片，再点进去就被屏蔽了。有男生顺着招募信息找来，当时她招的是女观众，对方反问她，“你把我当女的不行吗？”
嘉嘉打交道最多的是一个叫“陈子玲”的人。有段时间，她反复出现在每个招募访谈的帖子里，有很多个账号和身份：离异的女人、不同年级和学科的教师、沈阳的外卖员、南昌的快递员、某校的大学生、八年周刊记者等等。
她像幽灵一样变幻莫测。如果索要身份证明，她也能有所应对，要么提供信息打码的网图，要么以隐私问题不方便为由含混过去，甚至要求在证件上比手势拍照，她也能满足。
嘉嘉猜测这个名字背后可能是一个团体，如果尝试联系这些账号，他们都会在收到私信后将人拉黑。她只能在避雷贴里列一个长长的名单，都是疑似陈子玲小号的昵称，小号不断更名，这个名单也越来越长。这些账号的IP归属地大多来自同省，反复给同一个证书P图以自证身份，转账时显示的名称最后总有一个“玲”。
某位访谈者用同一个工牌P图 ，扮演多重身份。讲述者供图
嘉嘉觉得，大多数“骗子”的破绽不难发觉，比如遇到专业信息，回答就变得简略模糊。不少人一度卡在验证身份一环——一旦提出类似要求，就再不回复了。让她觉得艰难的是，大多数人对“骗局”完全没有意识。
即使提醒过在欧洲读书的小贺，对方还是被骗了几百块，嘉嘉觉得这些大学生“清澈愚蠢”，“你在学校里学的都是什么东西？都跟你讲了你还不听劝。”
但小贺有些为难，她更担心索要身份证明，好像把访谈对象给推远了。她相信，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是访谈的基础，她会在自己的主页发一些生活日常，分享自己的经历给对方信任感。
“不好意思”的心态成了被抓住的软肋。在南方一所大学读本科的小螺，怀疑过一个网上访谈对象的身份，但没有当场说出口。“中途质疑对方太尴尬了”，她安慰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组，不缺自己这一篇稿子，也把访谈的内容交上去了。
小螺是特意来豆瓣找访谈对象的，她曾经线下招募过快递员和外卖员，“那是我人生中做过最痛苦的一次（访谈招募）。”和学校的邮政快递员联络了一个月，对方只是口头答应；在学校门口的外卖柜蹲守过，挨个跟外卖小哥说，每次都被拒绝。
要么就牵扯到人情。“各种关系介绍来介绍去，太可怕了。”线上把访谈简化成金钱关系让她觉得舒服多了。自由，也能突破人际圈找到更多样的群体。
尽管第一次线上招募之后留了个心眼，第二次为毕业论文找人，小螺还是遇到了三个“骗子”。有人编造自己的工作地点，有人从网上下载了一张PPT伪装自己的工作文件，被她通过网上识图搜了出来。还有一个人说不出细节，她试图中断访谈，反而被对方攻击，“你不要脸，浪费我的时间。”她一度有点怀疑自己：我是不是误会别人了，有点过分？
很多学生心软最后就给钱了；也有学生发现了破绽，但没有停下，“当时比较急，就凑合一下，访谈费也没多少钱。”
网络时代，辨别变得更难了
被骗之后，在欧洲读书的小贺偶然和一个德国的博士聊起，才知道对方也曾在访谈中遇到过伪装身份的人，国外的研究者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招募帖很常见。“国外也会给受访者提供一些像购物券之类的补偿，二三十欧。我给每小时80的访谈费，在国内对以体力工作为主的人来说，比他们很多人的时薪都要高了。”
她和一个受骗者聊过，能不能让“骗子”受到惩罚？结论是无解的，这是一个再隐秘而微小不过的地带，最后涉及到的只有几十上百的访谈费、一些时间和有风险的数据，“没有证据，同意访谈，相当于双方自愿的选择，更加没法报案。”
在她就读的国家，有相对完备的学术审查流程——几乎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国家有更大的数据隐私保护机构。“在你正式访谈之前，至少需要2～3个月的流程，才能拿到审批开始研究，如果涉及到敏感群体，学校会更严格，需要半年甚至更久。涉及到的问题非常细致，比如怎样和你的受访者沟通、怎么呈现知情同意等等。”
这样的伦理要求更多是在保护被访者。至于实际的数据是否被污染，“基本默认了你所有数据是真实的”，只有在研究被质疑的时候，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真实性。
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副教授陈阳介绍，在学术界，争议性事件一般会要求研究者将田野笔记交给由学者组成的独立第三方机构审查，目前国内没有类似的审查制度。在她的经验里，期刊在审核阶段一般会相信作者的数据是真实可靠的，将关注重点放在访谈的结论和理论价值。
小贺的社科访谈大多是定性研究，“当你采访到十几个人，数据相对饱和，如果有两三个虚假的，不会影响你大方向上的判断。”但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幸运，有人提到自己在给毕业论文查重的时候，才发现被骗了——对方说的内容和知乎上的一大段文字一模一样，只能紧急调整。小贺的办法是，用一种更温和的方式，让对方提供工作页面和身份证明，她还是小心翼翼的，害怕破坏关系。
“作为一个陌生人，研究者其实是没有资格（要求对方提供身份证明）的，对方觉得冒犯是可以理解的。”陈阳也这样认为。在她的经验里，过往在线下当“骗子”是很难的，“比如想研究深圳的出租车司机，去城中村就有很多合适的人。这种情况下伪装就很难了，因为有周围环境的要求。”
“生活在智能手机里，通过网上认识研究对象，也是常态，我们要接受这些。”在网络时代，陈阳觉得对研究者的技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成熟的研究者，无论线上线下，都不能对访谈对象百分百信任。尽量线下见，多问具体的、小的问题，这样采访对象就很难作假。”
嘉嘉明显觉得，现在想要搜索和寻找“骗子”，难度更大了。刚过去的毕业季，原本是小组发帖、组员增加的高峰期，却没有了去年那样的热闹景象。他们从相对封闭的豆瓣小组更多地转移到了小红书这样的开放式社区里，“刷到被骗的人可能已经过去三天了。”
“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民族志中的（数据）捏造行为，就有很多的争议，真伪是存疑的。”陈阳说。“作为研究者，要做到努力去甄别这样的骗子。如果是无效访谈，我就不做了，这个数据就不写到论文里边去了，就可以放弃，另外要培育自己这种甄别的能力。”
管理员嘉嘉的访谈“黑名单”越来越长，似乎没有尽头。反骗帖没有发挥太大的功能。如果不遇到骗局，大概没人觉得自己会是那个倒霉蛋，至于那些提醒的私信，许多都石沉大海，有时甚至会遭受鲁莽的对待，“我被骗是我自己的事”。而当他们发现自己真的被骗来倾诉时，“骗子”早已披上新的马甲，重回网络世界，成为又一个论文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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