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产儿科主任顾蔚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其所在的医院，高龄孕产妇已占据20—25%。而2011年，这一比例约为11%，这意味着10年来几乎翻了一番。
高龄产妇数量的增加不是“个例”，红星新闻记者采访发现，这一情况已逐步在多家医院显现。尤其在当前生育潮“降温”的背景下，高龄产妇的比例反升引人关注。
业内专家分析，抛开“二孩”“三孩”政策影响外，随着女性教育年限的延长，很多女性希望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在生活上实现经济独立，结婚生子的“最优先级”已经发生变化，生育年龄被推迟。而另一面，随着高龄孕产妇比例的增加，其自身的生产风险以及医院医疗服务也随之面临着一定压力。
现象
生育潮“降温”，高龄产妇占比却在上升
面对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数据，成都市政协委员、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产科主任罗丹并不感到惊诧。她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坦言，她所在的医院也是如此。
罗丹介绍，虽然没有做过具体的数据统计，但就产科现状来看，“20多岁的临盆女性的比例在减少，大多数都是30多岁的产妇。”她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刚完成两台手术，产妇的年龄分别是38岁和40多岁。
湖南长沙市某医院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表示，今年以来，该医院高龄产妇的比重明显高于2022年及2021年同期。浙江丽水市某医院工作人员表示，仅其个人接触的产妇而言，相比于10年前，去年35岁以上产妇的占比确实有所增加。
▲2020年2月22日，四川都江堰，40岁的高龄产妇叶女士顺利生下一名女婴。护士对孕妇做术前检查 资料图片
此外，记者从多家妇幼保健院了解到，近年来高龄孕产妇的比例也呈现增加态势。
而需要注意的是，多家媒体的报道显示，今年以来国内多家医院的分娩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为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4万人。另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22年人口相关数据》，2022年全国人口总量略有下降主要是由于出生人口减少，一是因为育龄妇女持续减少，二是受生育观念变化、婚育推迟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在生育热潮“降温”的背景下，高龄产妇的比重增加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
“近年来，抛开‘二孩’‘三孩’，中心医院接收的高龄产妇中，生育一胎的女性比例也明显增加。”罗丹分析，出现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或与高等教育普及，女性接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女性的工作能力及独立意识进一步提升有关。
“一名女大学生毕业的年龄是22岁左右，再读三年研究生毕业是25岁左右。”罗丹说，暂不论还有读博士的女生，这样的女性在社会上的数量越来越多，毕业后，很多女性希望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在生活上实现经济独立，结婚生子已非最优先级，生育的年龄被推迟。
她们
更看重“自由”“独立”，生育不再是第一位
在医学上，通常将35岁及以上的初产产妇称为“高龄产妇”。近日，红星新闻记者对话多位高龄产妇。
“生活应该像一首歌，拥有它自己的韵律。”1981年出生的戴糕（化名）描绘着她的生活现状。戴糕常年在成都生活，大学毕业后，她进入一家企业，从事财务管理工作。这份工作，除了严谨的行事风格，更需要强大的责任心。
这些年她坚持自己追求自由的信念，不愿被孩子切断自己与自由的联系。“我从年轻时，就看过、听过身边的宝妈们吐槽带娃的辛苦。这种辛苦绝不仅是熬夜喂奶等身体上的辛苦，也是心累。”戴糕说，她害怕在需要享受自由的年纪失去自由，她担心在失去自由之后又怀念自由。求而不得，她接受不了。
戴糕不抗拒生娃，只是需要心理准备。就像35岁那年，她遇到现在的丈夫，对方的温柔体贴，让戴糕确定，“结婚，我准备好了。”
婚后5年，丈夫的陪伴和鼓励，给她足够的安全感。“信任，是我生娃的标准。这个标准，来自我的直观感受。”戴糕说，她不是丁克一族，从不为了不育或晚育而刻意推迟生育年龄。
戴糕始终认为，40岁的女性生娃，并非毫无优势。这时的女性心智成熟、善于沟通，更有耐心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戴糕的父母常说，“要在合适的年龄生孩子。”什么是“合适的年龄”，她说，标准答案只在自己的内心。
▲2022年5月11日，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胚胎培养室。图为胚胎培养室研究人员正在做“精卵结合”实验 资料图片
和戴糕想法类似，Fiona注重女性的独立意识。她从35岁结婚后，一直和丈夫居住在北京。
“我从读大学时，已经确定自己在30岁之前要全身心投入到学业上；在35岁结婚，选择一个能接受我的价值观和人生规划的丈夫。”Fiona说，丈夫比她小6岁，但思想非常成熟，也懂得照顾她，鼓励她坚持自己的人生规划。
2022年，Fiona正好40岁。这是她决定生育第一胎的年龄。因为年龄因素，她选择人工受精的方式完成生育。“我的运气不错，第一次促排卵后，取得十余个卵泡，其中有6个成功受精形成胚胎，并一次性怀孕。”Fiona说，她终于赶在40岁时怀孕。
坎坷
有人备孕十几年终于成功，“该‘圆梦’了”
今年和戴糕同岁的依兰（化名），正在备孕三胎。作为一家珠宝品牌公司主理人，在大多数外人眼中，她是一名女强人。然而，她并不认为这张标签和高龄产妇有直接因果关系。
依兰表示，“我在40岁的年纪选择备孕，只是因为更在乎爱的感受。”依兰现在身处重组家庭中，现任丈夫是成都一家外企的管理人员，尽管夫妻俩的收入可观，但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的确不小，“我的孩子正在学习小提琴，一年的开支10万元左右。我很希望可以拥有和现任丈夫的第一个孩子。尽管多一个孩子会加大家庭开支，但这种血脉的联系，可以让一家人生活得更加紧密和幸福，我们都认为值得。”
依兰说，“在过去的近20年里，我都在拼事业。如今选择第二段婚姻，也是开启我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上，尤其是孩子身上。”
今年是39岁的阿潇（化名）备孕第15年了。因为自身的双边输卵管均不畅通，导致自然受孕的概率极小。曾经她的主治医师建议进行人工辅助生殖，被她拒绝。她相信通过治疗，身体上的问题一定可以解决。
在备孕的前10年，父母、婆婆都劝阿潇进行人工授精。只有她的丈夫始终支持她用药物辅助治疗，进行自然受孕。“我觉得我是‘一根筋’，有自然受孕的执念。”
直到备孕第11年，阿潇的婆婆在买菜时滑倒，左腿骨折。“婆婆说我和我丈夫每天要加班，只请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保姆照顾她，让她心里空落落的。如果有孙子在旁边照顾，她就不会那么丧气。”阿潇说，当时她的心软下来，开始反思自己会不会太自私。
在和丈夫沟通，咨询了好友同事的建议后，阿潇才最终决定人工授精。“当时他们说我该圆梦了，就当是为了家人和自己，生个娃吧。”阿潇说，“可能我内心早就希望接受人工授精，只是一直不承认罢了。”
那时起，她经历了各种检查、长期促排卵、胚胎移植等阶段；最终，因为胚胎质量不高，失败了。一次过程就要经历数月，而她连续失败4次。直到她备孕第14年，第5次人工授精。这一次，阿潇成功了。
去年是她备孕第15年，顺利产下一名女儿，“放下了，满足了。我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爸妈、婆婆，甚至丈夫都笑得那么开心。”阿潇说。
专家
“高龄”伴随风险
应从多方面保障女性在最佳年纪生育
无论出于何因，在高龄产妇增加的同时，还需注意的是，她们在生育和产后恢复时，相比于年轻女性生育，风险也在增加。
罗丹表示，高龄产妇与年轻产妇相比，需更加重视各类指标，“我们会对产妇进行评分。评分指标包括产妇的血压值、血糖值、体重指数等。”评分等级分为绿色、黄色、橙色、红色，其中绿色是正常等级，危险等级依次递增，当达到红色则不建议妊娠。
如果一切指标正常，罗丹建议，产妇要注意体重管理，定期进行重要指标检查，比如血压、血糖、心率等。
此外，罗丹提出还需重视女性在产后的心理健康。“一些女性生完孩子后，出现产后焦虑的现象。”罗丹说，客观来讲，高龄产妇相比于20多岁的产妇，身体机能有所下降，但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做适当运动、保持健康生活和良好心态，可以帮助高龄产妇加快身体恢复的速度。
如何让更多女性在最适合的年龄生育？罗丹表示，这需要从多方面下功夫。
家庭层面，可以给丈夫延长陪产假。尽管目前男性也有产假，但时间过短，无法专心和女性共同面对生育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如果延长丈夫的陪产假，妻子可有更多时间恢复身体机能；同时，有丈夫的时刻陪伴，母亲在心理上有安全感，出现产后抑郁的几率也会下降。
工作层面，可以给予为产妇保留孕前岗位的公司一定的税收减免，鼓励企业为女性生育提供支持。社会层面，现在越来越关注托育机制，它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女性在生育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待托育机制进一步完善后，它将在社会保障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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