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冰散文三题
王若冰
古树之城
过去，天水城区是没有这么多高楼的。从街市穿行而过，让人止不住就要仰首观望的，是一棵挨一棵站在街头巷尾、门前院落，粗可合围、高能擎天的参天古树。登上南郭寺，站在玉泉观，朝下一望，躯干巨大，树干如云的古树从密密匝匝结成一片的古旧屋顶上撑开一道道豁口，捧绿撒翠，煌煌然如一堆一堆苍翠的山峰从西关涌向东关，由北关堆向南城，十分壮观。
天水城区究竟有多少棵百年以上的古树，我没有清点过，但从每天经过的巷口文物部门为几棵古槐制作的保护标识编号揣摸，全城百年以上的古树，少说也该有三、五百株之多？后来才从文物部门得知，天水城区古树数量远远超过了江南古城杭州城，直逼扬州，位居全国第二，如果从单位面积分布密度和树龄动辄就是三五百年甚至上千年而论，天水则毫无悬念地稳居全国之首了。
天水城区古树以国槐居多，间以松树和柏树。应该说，这些苍然古树，是迄今为止这座城市最高寿、阅历最丰富的居民。伏羲庙原先依照伏羲八八六十四卦排列方式植有64棵柏树，树与庙同寿，都是明正德年间的圣物。日月推移，沧海桑田，有生命的树自然也有生老病死的时候。但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庙内存活至今的二十来棵古柏，不管躯干有多么精瘦，枝干如何苍老，却依然执著地把根伸进泥土深处，把一簇仅有的绿意播向蓝天。走进伏羲庙，不谈伏羲八卦的神秘奥妙，仅瞅一眼这些老而不枯的古柏，就足以让人对这座华夏始祖的宗庙充满肃穆崇敬之情了。
有些日子，我曾经长久地站在这一棵棵绿冠如云的大树下用心揣摸，这些春日便发出新芽，风雨来时练就了一身钢筋铁骨的古树，与我们居住的这座古城过去的人事变故到底还有哪些联系呢?
有了这想法，我便又到城南慧音山坳里的南郭寺，朝拜那几棵早已与这座千古名刹融为一体的古树。南郭寺距城区少说也有八九里路程，但站在城南河岸上一眼望见的，是侍卫在山门左右的两棵古槐。其树干粗可三人合围，树冠能为几亩地投下一地的绿荫，这便是南郭寺三绝之一的唐槐，已有1300多年树龄。寺内大雄宝殿院内被誉为古秦州八景之一的南山古柏，据北京园林科学研究所古树专家通过C l4测定，树龄高达2300至2500年，和中国先圣孔夫子同龄！公元759年深秋，大唐诗圣杜甫登临南郭寺时，还为这棵如今一枝分岔南北、中间又寄生了一株卫矛的古树，写下了“老树空庭得”的诗句。
我总以为对于这座千年古城来说，这一棵棵绿冠如云，粗大的树干上落满了岁月累累伤痕的古树，不啻是让天水声名显赫的自然景观，更是这座不老的古城活着的历史。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精力和学识把满天水城这些树龄长者达两千多年，幼者也有三五百岁的古树，依照它们生长的年代排列出来，不就是一部活生生的《秦州志》吗?
长在城里的古树算是有福的。它没黑没明地站在熙攘的街市上，平日里有游客为它投下惊叹的喝彩，有文人骚客为它吟诗写赋，有文物部门为它挂牌保护。至于那些因生不逢地而枯于荒丘、死在山里的古树，则免不了要遭受另一番境遇。
我的老家街子乡也有两棵祖祖辈辈引以为豪的古树，其中一棵是国槐，祖辈就叫它“八股槐”，至今还挺立在当年杜甫侄子杜佐居住过的子美村后面，因此又叫“子美槐”。另一棵是我国北方本来就十分罕见的珍稀树种——白皮松，被称为“九股松”，原本挺立在街亭古镇东柯河左岸河谷川地上。
天水城里的古树虽多，却没有一棵拥有“九股松”那种顶天立地的气象。从潘集寨沿东柯河进东柯谷，七八里路之外，就能看到“九股松”那高隆如山的绿色树冠。每至春回大地，“九股松”满枝苍翠，雪白的树身和高大的树枝便撑起一片使整个街亭古镇沉迷陶醉的松香清芬。到了初夏，不知从何处翩翩飞来的白鹭栖落枝头，使这棵古树占据的一方天空，成了这座古朴小镇最富诗情画意的迷人景观。也不知是请阴阳先生看了风水的缘故，还是嫉恨这棵千秋古树逼人的生命活力，公社大院要搬到“九股松”下的一片平地上，于是在一个本该属于树木生长的春天，残忍的刀斧却向天水古树家族中这棵绝代神品砍去。
“九股松”惨遭厄运那一年，我正在读初中。一个多月时间，天天从教室玻璃窗看着十几条汉子刀斧并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于把那棵我后来才获知可称为“第四纪冰川时期活化石”的白皮松砍倒在地，我的心中有一种隐痛，以至于时隔40多年，每次回家看到子美村后孤零零独自苍老的“八股槐”，这种无奈的隐痛就愈加剧烈。
古树把粗壮的根系深深扎入地下，既是为了生存，也可以理解为生命对大地母亲的热爱。但从模棱两可的社会史观来看，我更愿意把这种不朽的生命状态，理解为大自然有意安排、供后人用情感和良知破译的另一种历史。
当我们如抚摸一种难言的历史一般抚摸着古树那粗糙、皴裂，然而又充满力度和质感的躯体之际，你怦然心惊的感觉，也在证明这一切。
碳化的黍粒
古老渭河在甘肃和陕西之间穿行。
伏羲、女娲、西王母、炎帝神农和黄帝，这些半人半神的先祖背影，飘忽在神话的迷雾中，但他们创造的足迹，却和浩荡黄土下面原始人村落残迹、至今尚未腐朽的遗骨一起，存留在我们遥远的记忆里。现在，我要从神话回到现实，回到流淌在群山平原之间、被渭河粼粼波光照耀着的华夏大地。
首先出现的场景，是七八千年前黄河中上游最繁华、也最伟大的原始村落——渭河支流清水河流域的甘肃秦安县大地湾。
考古人员将从那里发现一种古老的粮食作物种子——黍。
当考古人员揭开厚重的泥土，从一座深陷地下的半地穴式圆顶房灰坑里采集到这些已经碳化、变得黑而坚硬的植物颗粒时，他高举一双因激动而有些颤抖的手告诉人们，这些是距今七千年左右，大地湾人开始种植、作为渔猎生活辅助食物的农作物籽种——黍。黍，也就是糜子。
因为这些碳化的黍粒，大地湾成为中国北方最早的旱作农业起源的原点。
这种叫黍的植物，原本和其他禾本植物一道，混杂生长在林缘地带向阳的山坡上。或许，它就生长在与大地湾人村落相邻的草滩中央。它生长的地方，距离清水河不远。由于地势的原因，它的根须就扎在较为干旱的黄土中。对于黍来说，不需要太多水分，只要有一抔黄土，就可以生根发芽，结出果实。黍的耐旱特性，让它可以在大地湾任何一处山坡安身生长，年复一年，自由自在地开花结果。黍对生存环境的包容性，让它后来成为中国北方普遍种植的古老作物。
最初，黍还是被大地湾人视为野草。只有在没有猎物可以捕捉的时候，野生的黍，才被依靠捡拾野果和植物颗粒充饥的原始人类，将它金黄而细小的颗粒收集起来果腹。在火尚未普遍使用的时代，人们一采集到黍的颗粒，就饥不择食地将它们吞食。直到后来，有人遇到一大片的黍，沉甸甸的穗子随风摇曳，芳香诱人。人们欣喜若狂，将这一大片野生黍就地收割，也许只是将它的果实采集起来，让聚落里的大人小孩美餐了一顿。这种当时还没有人知道叫什么的美味余香在口，久久不能散去。第二年秋天，人们在同样的地方又发现了数量众多、蓬勃生长的黍。或许是有人无意识发问：这些黍会不会是前一年他们采集黍的果实时，洒落在地上的颗粒重新生长出来的呢？于是，他们尝试着将一些黍粒埋进村落附近的泥土。又一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埋下黍粒的地方，果然长出了茁壮茂盛的黍苗，并在这一年秋天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这大概就是大地湾人最初将野生黍驯化并种植的过程。
回想起来，过程并不复杂。但对于七千多年前只能以捕猎弱小动物，采集森林里野果和植物根茎充饥的人类来说，这一发现的意义，绝不亚于电灯、电话和计算机的发明对人类生活和命运的改变。
一开始，人们从野生黍苗里获取的种子十分有限，掌握黍的种植技术与生长规律，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许，直到后来神话传说中的炎帝神农出现，人类才可能在远离大地湾的渭河中下游广泛种植这种谷物。
当紧跟在大地湾人后面的半坡人在浐灞三角洲也种下这种植物的时候，与黍同科的粟，也被人类从野生植物世界分离出来，并开始在浐河和灞河岸边的台地上并肩生长。
半坡人种植的黍和粟，是不是大地湾人向渭河下游迁徙时带过去的？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半坡人已经发明了石磨。
半坡人发明的石磨，是用来干什么的？最大的可能，是半坡人已经懂得了精细化生活。他们将收获的黍或粟用石磨碾轧脱粒，然后制成熟食，让部族在满村飘散的饭香里，开始了温暖而甜美的生活。从大地湾、半坡村遗留的狗和猪的骨骼发育状况，人们还发现了半坡人饲养家畜，也以黍和粟为饲料的证据。这说明在大地湾后期和半坡时代，居住在渭河流域的原始先民种植的黍和粟，不仅可以满足人类食用，还有余粮可以用来饲养牲畜。
渭河流域大地湾人和半坡人吃上小米饭的时候，黍和粟也开始向西部和四川等地传播。而在后来成为黄帝部族蓄势东进的渭河支流泾河、北洛河流域，黍和粟，也是跟着黄帝部族的脚步，来到陇东和陕北黄土高原。
泾河和北洛河中下游深厚的黄土，为黍和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在黄帝和后来的周人先祖到达前，陕北高原和陇东高原的塬上，也有野生的黍和粟自生自灭，只是尚处在居无定所的游牧状态的戎狄部族，还不知道这种一岁一枯荣的植物为何物。炎帝神农和黄帝到达黄河中下游前，那里已经开始种植水稻，但真正适宜华北和山东大面积种植的旱作区作物——黍和粟，只有等待炎帝和黄帝这两位广袤华夏大地的征服者到来，才会在那里扎根发芽，并将它们蓬勃生长的身影，带到更加辽阔的北方大地。
一年一枯荣的黍和粟无言生长，它古老的身世却在向我们不断讲述着，这个古老国度农业文明的源头，就在一条河流的两岸。
这条河流，就是渭河。
中华圣山
——大秦岭杂记之一
这些年来我一直有这样一个冲动：有朝一日如果能长出一双巨大无朋的翅膀，我将凌空扶摇，居高临下巡游辽阔壮美的中华大地。在我鸟瞰俯视，极目远望苍茫华夏大地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自然物象，除了高出人世的巍巍昆仑之外，就是横亘中国内陆腹地的华夏龙脉、中华民族父亲山——秦岭，以及在莽莽秦岭山脉滋养哺育下千秋浩荡，万古奔流的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和长江。
这不是由于我对秦岭的偏爱，而是在搜遍历史，巡游神州大地之后，我惊奇地发现，茫茫中国大地，众多名山大川中最具备人格力量、最能彰显中华民族精神情怀、也最能象征一个民族前世今生的山岭，唯有这条自西向东，横贯中国内陆南北中轴线，穿越甘肃、陕西、四川、湖北、河南五省的秦岭山脉。最早记述我国山川河流的著作《禹贡》也认为，华夏大地山脉有“三条四列”，秦岭居中，列为中条；昆仑有三龙，而秦岭为中龙；葱岭有三干，秦岭为中干。而且由于秦岭山脉地处华夏版图中央，所以也就成了中国内陆地络阴阳，南方与北方的分界。既然如此，茫茫华夏大地，对中国自然地理、人文生态、历史情感有着如此重要影响的山脉，除了秦岭，还有哪座山岭能够与之比肩呢？因此，2005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执行主编单之蔷在完成对秦岭山脉的考察后感叹道：中国许多山虽然有名，但大多数山假如从不存在，对中国也没有什么，可是假如没有秦岭，中国将不成其为中国。
与被称为神山的昆仑山和备受皇权荫庇的泰山相比，秦岭更像一位襟怀辽阔、灵魂高迈的智者或圣贤。秦岭的身世，就是华夏大地诞生成长的经历；秦岭的情感里，珍藏了一个民族兴衰起落的全部历程。秦岭不仅见证了亚洲大陆造山运动时代，中国内陆沧海桑田的每一个细节，而且在秦岭温暖宽厚的怀抱里，大地湾人、半坡人、蓝田猿人、郧西人和仰韶人，在荆莽遍地，天荒地老的远古时代打磨石器，狩猎捕鱼的形象所映现的，是华夏民族童年时代劳动和创造的庞然背影。还有伏羲女娲、炎帝神农、轩辕黄帝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唤醒了华夏故国第一缕文明的曙光，周秦汉唐，风云际会之际华夏大地纷纷崛起的秦岭帝国，不仅缔造了中华民族亘古挺拔的巍峨身姿，而且为整个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进步的曙光。就是这样一座担负了一个民族所有精神情感的山脉，千百年来，却始终如一位胸怀大智，沉智深邃，含而不露，刚毅隐忍的圣者，端坐中国大地中央，用他宽厚的身躯挡住南下的寒风，遮蔽北上的酷暑，让山川起伏、河流纵横的中国大地春华秋实，夏雨冬雪，气象万千，美不胜收，使古老悠久的华夏民族愈老弥坚，生生不息。因此，2004年完成对绵延1600多公里的秦岭山脉文化考察后，我在献给我们民族这位慈祥沉智的父亲的第一本书——《走进大秦岭》序言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条横卧中国内陆腹地的茫茫山岭，才是华夏文明的光源所在、中华文明的生发地和存留之所。尤其是在走过秦岭沿线5省50多个县100多个乡镇，目睹并见证了保留在那片神秘荒蛮的丛林深处的精神秘密之后，我不得不承认，在过去和现在，秦岭负载了我们这个民族从童年到青年、壮年所有文化精神的重量与经历。如果要归结出一种可以涵盖、容纳中国历史文化的文化载体的话，那么除了黄河、长江这两个象征性喻体，也只能是秦岭了——如果说黄河、长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话，秦岭则是一个民族历史情感、现实遭际堆积起来的山岭。”
因此，在满怀激情地为秦岭树碑立传时，我情不自禁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说黄河和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的话，那么秦岭就是中华民族的父亲山。
在电视系列片《大秦岭》解说词里，我又写道：“古老的地理学认为，中国大陆众多山脉的根在昆仑山。因此，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岭被称为昆仑；后来，又因为秦岭矗立在秦国都城之南，秦岭又被称作终南，或者南山。”但相对于从过去到现在都笼罩在迷迷茫茫，遥不可及的神话迷雾里的昆仑山来说，昆仑山只是一位在仙风玉露里来去无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而从诞生到现在，一直将他高大巍峨的身躯深深根植于真实朴素的人间世界的秦岭，则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波澜起伏的过去，也有波澜不惊的现在，有韵味绵长的精神世界，也有酣畅淋漓的情感意识的人。只不过，由于秦岭阅历、精神和内心的高迈与辽阔，在我的意识里，巍峨秦岭则更像一位引领我们精神世界的智者和圣人。只要我们回过头来，稍稍回味一下中华民族前行和进步的足印，我们就会发现，自远古以来，我们民族所创造的每一次辉煌，都与这座如巨龙般绵亘华夏腹地的山岭，有着息息相关的血肉联系。所以，在环视我们民族古老身世之后，我在《走进大秦岭》里激动地写道：“被灿烂星光抬升了的群山，像历尽跌宕与起伏的古老时光的遗迹，将我的情感与记忆再次指引向历史纵深处：自西秦岭岷江与祁连山的断裂层开始，我看到了一个来自青藏高原东缘湟水谷地的古老民族向东、向南迁徙的漫漫长途上，在汉江和渭水之间这块高峻绵延的山岭留下的精神光芒：华夏民族历经漫长迁徙与融合之后，在北秦岭与渭河之间寻找到的第一片生存乐土、打制的第一件石器、点燃的第一粒火种、烧制的第一件陶器、播种的第一粒谷物、刻画的第一个记事符号、构筑的第一座房屋……，在这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第一个封建制国家、第一个东方帝国，都诞生在秦岭温暖宽厚的怀抱里；还有老子、秦始皇、刘邦、刘彻、李世民，他们成就的千秋伟业，哪一个不曾经获得过巍峨高耸的秦岭荫庇？甚至，我们这个民族存留至今的称谓——‘大汉民族’，也是在秦岭汉水之间孕育并最终被确认的。”
如果将目光放得更远一些，我们还会发现：秦岭与我们民族的情感精神的纠葛，何止这些！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本土宗教——道教，是在莽莽秦岭孕育、诞生并发展壮大的；沿着秦岭山脉进入关中和中原的印度佛教，也是在秦岭怀抱完成佛教文化的中国本土化过程的；还有，董仲舒在秦岭荫庇下的咸阳城，借助汉武帝铁腕政治实施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儒家文化登上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文化宝座扫清了障碍。从此以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以道教文化和中国佛教文化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挺立在黄河、长江之间的这座苍茫山岭之间，迅速成长为一座规范和引领一个民族走向更大辉煌的巍峨高峰。还有，自昆仑山发源，历经跋涉与艰辛之后几近枯竭的黄河和长江，在秦岭养育的渭河和汉江滋润与激励下，才重新获得了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勇气与力量。
中国历史上，人为造就的名山大川太多了。秦始皇建立大秦帝国后四处封禅，走遍了三山五岳，唯独不曾给曾经养育了他的先祖，而且近在咫尺的秦岭赏赐一个名号。是这位千古一帝不屑秦岭的苍茫，还是不敢正视秦岭高迈的灵魂？是因为矗立在咸阳城外的秦岭，在这位傲视天下的始皇帝心目中比昆仑山更神圣，比泰山更威严。因为在秦始皇看来，秦岭是秦人命运的保护神和决定秦人兴衰存亡的“龙脉”。所以建造阿房宫的时候，秦始皇明确下诏，不准采伐秦岭一木一石。于是没有皇权附庸，秦岭便显得朴素清雅；没有神权映衬，秦岭更显得真切宁静。在没有浩荡皇恩的保护下，秦岭就任花草万物在清流险峰之间花开花落，自生自灭；在没有香烟缭绕的颂扬与赞美中，秦岭就任袅袅炊烟在山林间升起，让历朝历代无家可归的灵魂，在他宁静的呼吸里栖息、休养。
朝拜秦岭归来的这几年，一想起山环水绕的秦岭山脉，我就想起了欧洲两座名山：阿尔卑斯山和奥林匹斯山。对于根脉与昆仑山相通的秦岭来说，秦岭就是与欧洲自然地理、文化精神紧密联系的欧洲圣山阿尔比斯山，而昆仑山则是与欧洲的神话之山比肩的华夏神山。神与圣的区别，在于神无形无体，高居人世之上，而圣者则是孕育并造就人类生命、情感、精神、文化的智者。莽莽秦岭山脉就是造就中华大地人文地理，自然万象，并用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堆积起来的文化圣山。他不仅开启并凝铸了华夏大地上一个又一个开拓大疆土、凝聚大气象、铸造大魂魄的时代风雷，而且还以他圣神威严，襟怀辽阔的精神气象，孕育并见证了中华民族高贵丰满，绮丽多姿灵魂萌芽、成长、壮大的全部历程。
王若冰：诗人、作家、高级编辑。中国作协会员、甘肃文学院特邀评论家、陕西省旅游文化顾问、天水市文联副主席、天水市作协主席、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代表作有诗集《巨大的冬天》，纪录片《大秦岭》，系列长篇散文《走进大秦岭》《渭河传》《寻找大秦帝国》等。现居甘肃天水，供职于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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