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姜色》：西藏电影不只有风光，还有人
导演松太加的新作《阿拉姜色》刚刚上映，评价很好，排片很少。普通观众
或许还是觉得这个藏族故事离自己的生活太远。但这一次，导演有意识地
想摘掉那些西藏的标签，让人们知道，西藏电影不只有风光，还有人
本刊记者/李行
成都的一个茶楼上，经朋友介绍，藏人容中尔甲认识了松太加。席间，他讲了一个关于藏人朝圣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一位老人在磕长头去拉萨朝圣的路上，为了轻装上阵，他花几十块钱买来一头小驴负责背负行囊。经历过三个春夏，打工住院，他与在路途中长大的驴终于到达了拉萨。
朝圣结束，驴就成了问题。他不可能再牵着驴步行三年回到家乡，公共汽车又不允许驴上车，租一辆车把驴运回去也不现实，他没钱。
最后，老人把驴寄养在拉萨的一户人家，想着有机会再接驴回家。没承想，一别即永别。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老人是容中尔甲的小学老师，他想通过考试从民办教师转成公办教师，一直未中。他不会干农活，也没结婚，就一直很痛苦。从小听老人讲这块心病，容中尔甲被老师的故事牵挂几十年。
他也给身边朋友多次讲起这个故事。何不拍成一部电影？很多人如此建议。于是，他找来导演万玛才旦商议，也找到扎西达娃据此写了第一稿剧本。
松太加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也看了第一稿剧本，但他对于朝圣的主题并不感兴趣。闭关一个月，他写出了另一版剧本。
一日梦中惊醒，俄玛在重病之际，瞒着现任丈夫执意踏上前往拉萨的漫长之旅。途中，病危的俄玛对现任丈夫道出深扰她多年的秘密：她曾答应去世的前夫，要带着他的骨灰去拉萨朝圣。
面对妻子的同床异梦，现任丈夫还是选择带上并不和谐的继子、半路遇到的小驴共同完成了朝圣之旅，并在旅程中与继子逐渐消除隔阂，达成和解。
至此，剧本保留了朝圣的公路类型，内核却变成了探讨人类情感与家庭关系。
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姜文领衔的评委会为《阿拉姜色》颁发了最佳编剧和评委会两项大奖，成为电影节上的最大赢家。
“该电影坦诚而深刻，勇敢不妥协，描述了人际关系的复杂，也刻画了在面临生命终极问题时刻的希望和救赎。每一次旅行就是为了寻找自己，道路本身比目的地更加重要。如果人类牺牲了他的欲望、他的自我，那么他就可以维持上升的旅程。我们想把这个奖项颁给邀请我们参加人类精神旅程的人。”颁奖词如此写道。
电影中，观众可以看到西藏电影中最具标志性的磕长头、神秘仪式、美丽风光，但它绝不是另一部《冈仁波齐》。松太加不喜欢“贩卖”标签式的西藏元素，他只关注不同环境下人类的共同情感。从此前导演的作品《太阳总在左边》《河》到如今的《阿拉姜色》，莫不如此。
“凡是人都生活在这个世俗的地方，哪能离得开家庭感情、油盐酱醋、吃喝拉撒。既然离不开，就会遇到电影里面所遇到的这些生死离别，爱恨情仇。以往很多关于西藏的影片都着重把西藏标签化，人展现得特别少，我却觉得人特别重要。”松太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朝圣本身并不是
我想在这部电影里表达的”
《阿拉姜色》开机的第一天晚上，松太加几乎一夜无眠。他知道，演员的表演是这部戏的核心，一旦表演漏气，这戏就完了。
拍完第一天戏，他担心的表演环节就出现了问题，这场戏的内容是：现任丈夫与妻子从医院检查完，骑摩托车回家。
现任丈夫由素人容中尔甲出演，妻子由专业演员尼玛颂宋出演。因为台词是他并不熟悉的嘉绒方言的一种，他只能靠标注拼音的方式死记硬背，常常是顾得了台词忘记表情，有了表情又拿捏不好节奏。景别是男女主角的特写，又是有台词、表情交流的长镜头，前景的容中尔甲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一整天拍摄下来，剧组都有些精疲力尽。晚上，松太加给容中尔甲回放镜头，指出他的表演痕迹过重，还没有进入到人物的内心。
这让容中尔甲想起1994年他进录音棚录自己第一张专辑的场景。“录完以后，我到外面听我刚才唱的歌曲，觉得自己的声音很陌生。这跟我第一次演戏的感觉是一样的。”他说。
容中尔甲回到房间，回想导演给他讲述的男主角的生活环境，情感状态。联想到自己的妻子，也会为生活中点点滴滴、油盐酱醋的事情相互脸红，吵架。第二天重拍，容中尔甲像是换了一个人，已然成为松太加写剧本时想象中的男一号。
起初，松太加也没想到让容中尔甲来出演角色。容中尔甲也推荐了一些藏族演员，导演都不满意。在导演的想象中，现任丈夫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物。跟容中尔甲接触多了，导演就开始有意识以他的气质来创作人物。
在藏区，学过表演的人很少，所以在选择素人演员时，导演的直觉就很重要。影片中继子的扮演者也是主角之一，松太加在家乡当地小学的几千个人里走访、筛选。起初毫无进展，后来他在一间教室的角落里，看到了赛却加眼神里的冷峻，“感觉非常合适，那是直觉，也是缘分。”
后来，他成了影片中的儿子，本色、到位的“演技”给容中尔甲和女主角很大的压力。重复最多的一场戏，拍了17次，电影里演医生的人是容中尔甲现实中的表哥，导演临时找了一个眼镜给他，要求他跟容中尔甲演对手戏的时候眼神要从眼镜的上面瞥出来。因为太熟悉，容中尔甲总是笑场。无奈之下，导演让他休息，调整情绪后才终于拍完。
因为是公路片，也为了照顾演员情绪的连贯性，电影选择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拍摄，从四川阿坝到青海、西藏，一路上海拔不断升高，剧组部分成员有些高原反应。最麻烦的是因为电影中有季节变换，有一个月时间，剧组临时解散，等到落叶、冬雪时才又聚集。
电影本来的结尾是“父子”二人到达了拉萨完成了朝圣，但影院看到的结尾却停留在距离拉萨的三公里处：父亲给儿子换上新衣服，修剪头发，等待一个吉祥日子再进拉萨。
“因为朝圣本身并不是我想在这部电影里表达的目的，只是想通过朝圣这件事儿，把人的复杂性表达出来就够了。而恰恰在距拉萨三公里的地方，我想讲的东西已经讲完了。所以就选择在那个地方结束，现在看起来也是挺好的一个结尾。”松太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自然、克制的表达才是对的”
电影杀青那晚，容中尔甲喝多了。
容中尔甲的儿子比戏里的儿子小两个月。拍戏时，因为对剧中“儿子”的愧疚，他不止一次地产生过带戏里的“儿子”到他们家生活的念头。
他想到自己经常出差在外，好不容易回趟家，又是各种朋友聚会和应酬。很晚回到家里时，儿子往往早已入睡，待第二天起床时，儿子又已经去到学校。躺在酒店的床上，“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之感，油然而生。也真不知道儿子需要爸爸的陪伴长大，还是爸爸我需要儿子的陪伴老去。也分不清可怜的是儿子还是我。”容中尔甲对导演松太加说。
家庭、父子的情感，松太加有独特经历，当然写得动情。他的童年很阳光，但始终对“死亡”这个话题很有兴趣，他以前画画时也都在谈论死亡。
在松太加的儿子出生那年，他父亲去世。按照藏族人对死亡的理解，理应释然，他当时才二十多岁，修行不够，面对死亡还是有些恐惧。
他背着相机，失踪了一个月，去很多天葬台拍照，有时候晚上就睡在天葬台旁边，好像是在找生命的寄托。“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去。”
有一天，他去了有很多天葬台的色达，太阳快要落山，他沿着天葬台走，迎头看见一个老太太蹲在角落的石头上面，手里拄着拐杖。他举起相机准备拍照之时，老太太笑起来，用藏语对他说“不要拍了，老太太现在已经不好看了，年轻的时候还可以，现在老成这个样子，马上要去那儿了，你看。”她指着上面的天葬台，又说了一句，“我马上去报到了，小伙子。”
松太加的眼泪夺眶而出，后来他把这个场景用在第一部电影《太阳总在左边》里，那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年轻人意外碾死了自己的母亲，到拉萨朝圣后并没有释怀，直到看见天葬台的老太太才放下过往。
父亲曾经给他讲的一个故事，他也讲给剧组的成员听：佛祖在世讲经的时候，有一个女人的孩子去世了，她很痛苦，见到佛祖之后就说你必须想一个办法把我的孩子救活，佛祖说没问题。他让这个女人去找一种草，这种草必须长在没有家人过世的家庭里面，这个女人开始挨家挨户敲门去找，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她慢慢悟到了，这种草是不存在的。
藏族人信奉生命皆平等。小时候，松太加把青蛙装在帽子里带回家，被妈妈揍了一顿。“她以为我要虐待动物、会杀掉它。最后她让我带着帽子，和我一起把青蛙放生了。”还有一次，他和几个伙伴比赛踢蚂蚁窝，看谁踢得远，又被妈妈教训，“如果咱们家的房子被掀翻了，你是什么感受？植物也是，比如草也不能轻易拔，被妈妈看到，她会揪着我的头发问我疼不疼。”
拍《太阳总在左边》时，他跳入了自己设定的束缚里：一场一个镜头，镜头形式感很强，这可能与他之前做过摄影和美术有关。到了《阿拉姜色》时，他就自由很多，给摄影师更多的发挥空间。
随着观念的成熟，他认为在形式上做文章是特别幼稚的事情。“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新鲜的东西，好像是内部情感的力量不够而要通过外化的东西来呈现，其实自然、克制的表达才是对的。”
顺其自然，无论是对待生命，还是死亡。他引用了藏族里“中观”的概念：不偏不离，就在中间，没有被情绪控制，保持一个离心的思维，但又没有被离心完全地吞噬掉，带到沟里边。“到处都是沟，隐约能搞清楚，隐约又不能清楚那种感觉，就是有种半醉半醒的状态，但是同时又有个感性的东西。这就是我在创作《阿拉姜色》时的状态。”
“他们不了解这片土地的人民”
《阿拉姜色》路演时，有观众提问，为什么在藏族这种治愈内心的文化中，我们在你的电影中看到的却都是人的困境。
对此，松太加的回答是：不管是哪个民族，他们首先是一个有真情实感的人，其次才是文化的影响。人不应该被民族文化标签化。
他在很多人拍的西藏电影中看到了有些陌生的家乡，这些电影渲染得特别神秘化、符号化：寺院、磕头、朝圣、雪山、蓝天、湖、草原、牛羊。甚至电影里面明明应该是生活服装，穿的却是跳舞的服装，“感觉是用舞台服装来拍藏族的生活，吃肉非用大刀切一大块肉，喝酒就用海碗，就为了表现它的粗犷、豪放。他们不了解这片土地的人民。”
所以，不止一次，他的电影里，都触及人类共同的情感困境，而不只是局限于某个民族。
松太加跟很多拉萨当代艺术家交流，他们去了很多国外的巡展，但大部分是为他们单设的平台。“就像拳击手，你说国际赛，给西藏另外搭了一个舞台，作为当代艺术来说，所谓的西藏参加国际擂台赛，在那儿另外设置一个。我说我永远不会参加这种活动，因为这意味着这个平台没有把你当成一个拳击手，这是对拳击手最大的侮辱。”松太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松太加出生于青海同德县，从摄影师身份开始与万玛才旦合作《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起，他们两人的电影经常在国内外获奖。
这引发了藏族年轻人从事影视行业的热情。前年，回老家时，他从县里得知已经有近百位年轻人报考影视专业。
从前年开始，他发起面向藏族题材的“穹角奖”剧本创作大赛，请来了万玛才旦、德本加、龙仁青等藏族名人担任评委。今年刚刚举办的剧本大赛有近百份藏族题材的剧本计划报名，从中评选出的剧本有些已经进入筹备阶段。为了方便学生学习动画电影，他还派学生到日本学习，并从日本引进动画人才到同德县的创作基地。
松太加经常跟朋友讨论《阿拉姜色》为什么执意用当地方言来演？就是为了尊重当地人的表达习惯，尽管只有几十万人使用这种语言。“作为第一代藏族电影人，我和万玛才旦觉得有责任为年轻人尽一份力。让我们民族的年轻人来拍我们自己民族的故事，因为我们不只有自然风景，还有人的风景。”松太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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