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40年的青春记忆
对每个人来说，日常生活大多是重复而且琐碎的，但记忆总能为往事镀上一层金黄色。个人生活与时代并肩前行，大事件左右着前行的方向，小故事建构起百态的人生。
十一国庆长假期间，凤凰网文化读书发起以“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为主题的征文活动，与读者一起回望1978、1988、1998、2008、2018年这数十年间几代人的青春回忆。我们收到了读者们的积极来稿，每篇文字都见证了社会大环境的繁荣发展，也记录了个人最珍贵美好的时光，有成功与收获，也有失败与失去，有笑，有泪。
许鞍华导演曾在电影中借萧红之口说：“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黄金时代。
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40年的青春记忆
百万考生过独木桥
这一年，许多人留下了上大学的纪念照。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相机逐渐走进普通家庭。前一年刚恢复高考，能考上大学是影响人生的大事。照片为这些时刻留下了永久的印记。
据统计，1977年底全国参加高考的考生有570万，而录取人数只有27万，也就是说录取率只有5%左右，远远低于后来的录取水平。在这些考生中，有兄弟姐妹同考，有夫妻朋友同考，甚至有几代人同考，是真正所谓的“千军万马同挤独木桥”。只有极少数幸运儿才能进入神圣的高校殿堂。
刚满18岁正在读高二的天冬正是这些幸运儿之一。这一年，上山下乡运动停止了，他们同一届的学生无比兴奋，全力以赴迎接高考。学生们拼了，昼夜苦读；学校拼了，为了毕业班腾出本就紧张的教室改成宿舍，营造相对好的念书环境；所有有备考生的家庭也拼了，为了孩子备考而动员一切力量。
天冬和已经工作的姐姐一起准备参加高考，他的母亲从单位借来大黑板挂在家里的墙上，还请了文革前重点高中的老师给儿女们补习数理化。于是他家里聚集了二十多个学生，都是朋友、邻居的孩子，大家一起凑够给老师的讲课费。
后来，这二十几个学生里唯有天冬考上了大学。
1978年年初，《人民文学》刊登了徐迟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主人公陈景润成为了那一代年轻人的榜样。当科学家成为了许多青年人的梦想，类似“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这样的口号开始流行。在这种氛围下，年轻的天冬放弃了对文学的爱好，从文科班转到了理科班。
《人民文学》
春天，中国大学迎来了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全社会为之侧目。这些大学生被视作国家与民族的未来，被称为“天之骄子”，他们胸前的校徽，引来无数艳羡的目光。当天冬从区招生办领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回学校时，教室的窗户外人头涌动，都望着那几个考上了大学的学生，目光充满了敬佩与羡慕。
当时浑身上下涌动着的骄傲自豪，让天冬至今难以忘怀。
那个年代的中国什么都贫乏，从物质到精神。大门刚刚打开，涌进来的新鲜事物对年轻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天冬的父亲新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和一台录音机。录音机里总是播放着《在希望的田野上》和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电视机里播放着刚引进的日本电影《望乡》。每次开电视，他家屋子里坐满了邻居，毕竟那时电视不是每家都有的。
天冬因为忙于补习只看过几个电影的片段，仍然让他极为震撼。
某次补习结束后，天冬走在回学校宿舍的路上，一个受《望乡》刺激了的年轻人一边骑自行车，一边大喊着：“5块，5块，一次5块！”
那是电影里，山打根妓院老板对着排长队等候进妓院的美国海军，一边收钱，一边大叫的台词。
电影《望乡》剧照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那年，同样幸运的宋强成为全公社百余名初中毕业生参加中专考试唯一的录取者。那时候，考取中专也很不容易，能考上的人凤毛麟角。后来他翻查山东省《莒县教育志》，发现1978年全县考取的中专人数仅为347名。
到了10月，农村生产队开始收获地瓜。地瓜是宋强老家的主要粮食作物，人年均收获瓜干五六百斤，填饱肚子几乎全靠瓜干，其它粮食作物很少。18岁的宋强正准备入读离家300里外的中专。母亲怕他上学挨饿，做好了两小袋炒面，大约有五六斤重。除了穿着的一身不分季节的单衣外，他又带了一套涤卡面料的衣服，一件毛领大衣和一双布鞋。
学校仅有两座三层高的楼房，教学、办公、宿舍、图书室、卫生室都在这两座楼里。宋强读的专业是矿山机电。学校当年共招收了100名学生，两个班级，学生年龄相差八九岁，由于当时高考制度不尽完善，他们参加的是普通中专招生考试，被录取的学校却是技工学校，而两者的毕业后待遇却是千差万别。
学习教材有正式出版社印的，也有用蜡纸刻印的。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口号是“把十年的损失夺回来”，学生的学习劲头高。晚自习结束后，有些学生仍留在教室里学习。
开学后不久就到了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学校里组织了学习活动，每位同学都要撰写学习体会，贴在教室后面的学习园地上。
学生每人每月的生活费是14元，每月粮食有36斤，因为是煤矿学校比其他学校稍高一些。每个人都穿着朴素，没有太大的差别。一位同学穿了一双5元多的翻毛皮鞋，教务主任发现后觉得太奢侈，让他放在家里别再穿来了。
学校里娱乐活动有限，好在学校里有一台投影电视机，师生们不时可以看一些教学片和故事片。当时上映了一部彩色电影《甜蜜的事业》，是关于农村家庭婚育的故事，主题歌是于淑珍唱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表现了全社会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电影《甜蜜的事业》
那个年代电影少，人们对影片的主要内容、主题歌的歌唱者，甚至作词作曲者都能记得清清楚楚。爱好音乐、会吹口琴的人，不时唱起或吹奏起那些歌曲。
音乐响起时，宋强总觉得电影里的镜头仍然历历在目。
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40年的青春记忆
朦胧的诗歌与恋情
1988年，23岁的竹新把自己关在家乡邯郸的狭小房间里，独自吞咽着三次高考落榜的苦果。她喘不过气，抬不起头，大病一场后便足不出户，不想交友见人，也不想工作。
父母心疼她，却束手无策。当年人们还没有心理咨询的概念，换做今时今日，当老师的父母一定会带女儿去看心理咨询师。在那时候，他们只能尽力满足女儿的要求，比如说各类书籍。
竹新开始读《红楼梦》《三国演义》《飘》《安娜卡列尼娜》等中外名著，沉浸在文学的海洋里，暂时把烦恼和忧伤抛在脑后。她还订阅了《读者文摘》杂志，已经是第三年了。她把前两年的杂志装订成厚厚的两本，便于保管和随时翻阅，不时地重新品味自己用铅笔画线的部分。
《读者文摘》
10月的某天，母亲像往常一样从学校带回了最新期的《读者》，竹新随手翻开，卷首刊登的汪国真的诗歌《热爱生命》吸引住了她的目光：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
既然钟情于玫瑰
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
既然目标是地平线
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
只要热爱生命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这首诗猛然敲醒了她，将她从高考失败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一切豁然开朗，竹新终于敢迈出家门了。父母喜出望外，家里从此又有了欢声笑语。当她萎顿在家的期间，不少亲朋好友给她介绍男朋友，希望带领她尽快走出来，但她并未接受。
当她跨过了心里这道坎后，终于不再抗拒这件事。她喜欢上席慕容的诗，尤其是这首《一棵开花的树》：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这
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佛于是把我化做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
每当读起这首诗，她便忍不住潸然泪下，仿佛这便是自己的心声和渴望。
这时，有一个男孩走进了她的视线。同为落榜生的他能理解她的感受。他们无话不谈，但她要求与他约法三章：不许抽烟、不许喝酒、君子动口不动手。
一天，男朋友兴冲冲跟竹新说: “今晚咱看电影去，张艺谋的《红高粱》，在国际上都获大奖的，可火了！”他们坐在黑黑的电影院里，她的心里直打小鼓。看到影片里九儿被他爷爷扛进高粱地时，她顿时脸红心跳，好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这时，身旁的男朋友狡黠地看向她，猛地吻了她的唇。她脑海里只想着：天啊！这可是我的初吻呀……
电影《红高粱》剧照
那年代的男女关系还没那么自由，班上男女同学间交集不多，但这种情况很快有了转变：霹雳舞热潮来势汹汹，席卷了年轻男女们。他们高喊恋爱自由，享受着浪漫的校园恋情。校园里，情侣们躲在林间谈恋爱，学生们赶赴各个舞场。跳舞和恋爱似乎有拉扯不断的关联。
街头迪斯科
很快，人们的娱乐生活更加丰富起来。
跨越30年时光的牛仔裤
1988年夏天，珊珊毕业后被分配回了家乡潮汕，成了家里的赚钱主力。她还有两个妹妹在读书，她每月90元的工资，60元交给母亲，单位补贴中午的餐费30元，比当时同批的同学工资还要高些。
80年代初，镇上开始有了黑白电视机，到80年代中期有了彩色电视机。邻里攀比着谁家的电视机是彩色的、谁家的电视机有18寸……甚至当地有些年轻女子为了电视机而嫁给上年纪的老华侨。
那时，电视机绝对是奢侈品
珊珊领了几个月的工资后，她父亲的底气足了，在年底买了一台18寸的彩色电视机。这下可长脸了，电视机让这个家成了“文娱中心”。那年代的潮汕小镇，留存着走家串户的习惯，绝大多数人别无其他事可做，每天晚饭后便是去亲朋家喝茶聊天。珊珊在师范的几个外地的同学也在这个镇上工作，加上之前毕业的校友们联络起来，家里就成了一个集聚地，大家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每天一起谈专业、谈理想。后来有了这台彩色电视机，可以播放天南地北的新闻，还有各种文体节目，成为大伙喝茶聊天的高标配。家里的客厅经常找不到可以坐的椅子，各种家具都拿来当板凳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潮汕人脑子灵活，珊珊他们镇很早就搭上改革开放的春风，经济开始起步。她家门口成了“商业街”，每天一早各种商品已经摆满了。这也使得她很恼火——门口成了先占者的摊位，每天上班总得费尽周折才能够打开门出去。
小镇竟也聚集了各种名牌。其时人们对于牌子还没太多概念，只知道印着看不懂的商标的衣服质量挺好，款式更是引领潮流。珊珊有些在大城市的同学都专门跑来镇上逛街购物，她自己有一件18块钱的牛仔吊带裤就是这时候买的。牛仔布料很厚，深蓝色，前面还有个肚兜式的大口袋，她还买了一件红色的羊毛衫搭配，显得很时髦。
30年间，镇上翻天覆地的变化，珊珊家里盖了四层楼，电视机换了好几次，第一台电视早扔了，但她还保留着那件牛仔吊带裤，带着它到了汕头、广州。
2015年，广州某美术机构举办“我的8090”艺术家派对，她依约穿上这件牛仔吊带裤参加，并且把1988年穿这衣服的照片与现在穿着它的同样动作的照片传上现场大屏幕，赢来了不仅是掌声，还有诸多怀旧的感叹。
当珊珊硬生生把身体塞进这牛仔裤时，才知道，要把将近30年的时光装进去不容易。
珊珊的牛仔裤旧照
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40年的青春记忆
山城的大学岁月
1998年是一个自带多重标签的年份，有专属开场曲目、有世界杯，加之百年不遇的洪灾考验。也是在这一年，19岁的小陈生平第一次坐上绿皮火车，坐了几日几夜，途经抬头不见顶的秦岭山脉，千里迢迢到重庆上大学。
现在重庆已经是网红城市，但当时外地人对它所知不多。小陈脑海里只有少许山城、雾都的笼统概念，直到他站在菜园坝火车站广场，隔着一整片山谷的空气，遥望对面山坡上几十层高楼错落林立，他被惊懵了，感受到强烈震撼，才知道什么叫“山城”。
后来他提出了当时的疑问：为什么重庆的楼在山上还能都建那么高？不怕吗？不难吗？懂建筑的朋友说，正因为建在山上，地基的材质达到那样的硬度，才能相对容易地承受高楼，而且打一个地基不易，就尽量在层高上充分利用。或许香港的高楼也有这层意思。
那年头重庆还没有轻轨，小陈坐公交从火车站到北碚，有段路沿着嘉陵江。虽然嘉陵江很美，但车子开在沿江的悬崖凿出的公路上，不断绕弯，实在惊险刺激。
90年代重庆的电车
另一样给小陈带来冲击的新鲜事物是重庆火锅。当时学校里小饭馆的火锅不是现场加热的，而是用底料与配料都很相近的毛血旺代替。12块钱一小盆加两碗饭，成了小陈与一个读中文系的老乡的每月惯例。后来这些小饭铺被清理关闭，他们便改去天生桥那边吃豆花饭，也不过是两个人花费十几块钱。
重庆是一座充满能量的城市，大学对于一个新生来说更是如此。虽然那时候校园里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桃园四舍楼前却有一个神奇的存在——承扬书社。小陈在这家书店里租看完了大量畅销书：余华的、梁晓声的、二月河的……宿舍里，小陈在床头搁板上放了一个小台灯，每夜每夜地熬，赶着尽快读完书。毕竟，少租借一天就可以少付3毛或5毛钱。
人们听歌还是用随声听放磁带。王菲和那英在春晚以一曲《相约九八》开年，后来梁咏琪唱了《胆小鬼》、刘德华出了《笨小孩》，黄磊文艺范吟唱《我想我是海》、周华健大实话吐槽《最近比较烦》、张宇控诉都是《月亮惹的祸》……还有任贤齐的那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朗朗上口，火遍大江南北。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没有论坛贴吧，所有公众信息或私人传单都是用大字报的方式贴在人群密集经过的报栏上，大多是食堂门口、洗碗池旁边。
但很快，互联网就铺天盖地而来。小陈才听师兄师姐们讲起ICQ还是OICQ的账号，转眼间他和同学就去注册了QQ号。在学校图书馆机房上网，两块钱一小时。
学生们没有手机，来电只能拨到宿管阿姨那里告知要找哪个宿舍的某某，然后阿姨就站在宿管办公室外的楼梯转角处，使劲伸头喊话，上喊三层下喊三层，肺活量着实惊人。
很多年后，小陈听“黄妈”黄绮珊在《我是歌手》里飚高音，发现她是重庆人，立马想起当年的宿管阿姨来。
青春的风吹过，有泪有痛
在这一年，25岁的海田听到了王武的死讯。
她总记得1993到1996年的几年间，每天早晨5点响起的清脆闹钟声、下雪的早晨雪籽落在平房屋顶瓦片上发出细微密集的“啪啪”声，还有台湾歌手郑智化的歌声：
“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像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永远难忘记……”
“那个词应该选stimuli。”一场自学考试结束，海田走出考场，和一个陌生的男考生讨论起考卷上一道题的答案。那个男生叫王武。随后他介绍海田认识了另外两个同样在自修大学英语的朋友。
那时候，海田大部分的生活是两点一线，除了工作便是读书学习。早晨闹钟一响，她立即起床晨读。当时用的是许国璋主编的英语课本。90年代，在够不上线的小城市，电脑是普通家庭的奢侈品，她只能跟着录音机磁带学习。
那时学英语是靠磁带练习听力的
不知是谁发出提议，她和新认识的三个人组建了“英语角”，地点设在王武的家。每个周末晚上，他们讨论学习遇到的疑惑、练习口语。两三年之后，他们都完成了专科学业课程拿到了毕业证。然而，因为所学专业和这个城市没多大关联，大家选择各奔前程。“英语角”散了，彼此间的联系也日渐稀少。
失和的父母、自杀的母亲、暴戾的父亲、冷得像冰窖的家……海田在郁郁寡欢的童年、少年积累的情绪，终于集累爆发，成为青春的一场灾难。
1996年的初秋，她迎腕向刀口，所幸的是没死成。劫后余生，王武来看过她一次，说了一些安慰鼓励的话。
然而1998年，海田却听到了王武的死讯，她愕然惊叫。
她记得王武死前他们最后一次相见，只简单地交谈几句，王武神色黯然地说了一句最近情况不太好。没有料到，这个朋友从此消失了。
年轻的海田曾被人称为“林黛玉”，悲伤忧郁挥之不去，而王武成熟沉稳、心平气和外在显现，与他的自绝形成强烈的反差。
多年后，海田偶然想起他，仍有几多遗憾：她若警觉他的异样，及时传递“好好活着”的信念和温暖，也许能帮助安抚那痛不欲生的心。
流行像一阵风，风中掺杂中外混合的味道。时至今日，海田已经记不太确切1998年哪首歌最流行、哪本书最热销。
只记得，青春的风吹过，留下了玛丽亚凯莉标志性的海豚音，与惠特妮·休斯顿宽广的音域。这两位巨星共同演绎了《When you believe》：
“Who knows what miracles you can achieve
（谁能知晓你可以实现什么奇迹）
When you believe somehow you will
（只要你相信你或许就会）”
还有郑智化的《水手》：
“永远在内心的最深处听见水手说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
至少我们还有梦”
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40年的青春记忆
大时代与小环境
2008年对马宏来说，确实是不平凡的一年。无论是社会国家，还是个人，都躁动于拥有力量的喜悦。
参与大事件成为了那一年人们的共同记忆。开年伊始，南方遭遇冰冻雨雪灾害。马宏在的地方没有受到太多影响，他和其他人通过网络看到各类报道，也看到热心网友编的一首《电力英雄》的视频。在那个博客、微博时代，自媒体的创造性也开始显现。
5月12日下午两点左右，马宏正在乡村小学的电脑室里，百无聊赖地看着一名老教师打蜘蛛纸牌。他们常常靠电脑来打发时间，老头们打纸牌，他和同龄人玩红警，能解决寂寞带来的烦恼。
忽然间，马宏脚下一阵摇晃，他一时间以为是旁边人在摇他，忍不住骂：“打牌就打呗，还摇个什么劲儿！”对方说没有摇，马宏抬头发现灯管也在摇，就喊了声：“地震了！”他拉着身旁的人甩了鼠标，挤门而出。院里上课的学生也跑了出来。老师们四处张望，把学生安顿在操场上，用手机去查消息才知道汶川地震了。
接下来的几天，从电视和网络上看到国家、国际、民间展开了救援行动，人们为地震救灾中的事迹而感动：敬礼的少年、环抱孩子逝去的母亲、总理捡起着废墟里的书包……画面定格成一段段历史。
听到去了震区的人回来诉说所见所闻，加上能够死里逃生的幸福，马宏越发感觉要为灾区做点什么。捐款的时候，他拿出了50元，不曾想和校长捐的一样多。有位同事是招聘老师，工资是他的三分之一左右，大概有200元多，捐了10元钱，气得校长瑟瑟发抖，认为在学生面前丢了脸。当时，马云和王石也因为捐款的问题遭到攻击。马宏隐隐觉得，大概在社会责任、个人义务方面，人们思考得还不够多，关于“道德绑架”的讨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有人说，汶川地震让中国的国民心态发生了扭转，从注重自身利益，转向了关注社会和他人。
5·12
奥运承载了太多。《北京欢迎您》的歌曲是那个夏天萦绕耳畔的旋律。8月8日晚，马宏正在看开幕式，有位同事对他说，她看着看着睡着了，醒来后问她妈圣火是怎么点着的，她妈说，吊起来，连跑带蹬点着的。
无论多大的事件，对于一般人而言，都会限定在小环境里。对马宏来说，当年乡村教师的生活乏味之极，可又不得不面对。
人们始终在路上寻觅。
生活简单而甜蜜
那一年，高中生曹晴正在课堂上用心听讲，埋头于书本和题海战术。课后，她和同学们一边刷题一边打闹，偶尔开小差看看杂志，相互借阅《读者》《青年文摘》《意林》，读完了再一起探讨。
寄住在学校的她，想家的时候会在学校的公用电话亭排队等候许久，只为了听听爸妈的声音。那时候，生活对她来说，最厌倦的就是学校食堂始终不变的菜样，最喜欢的是偶尔偷溜出去在路边小摊处改善伙食，最熟悉的歌曲是校园广播循环播放着的“北京欢迎你”和“我和你，心连心，共住地球村”，最讨厌的宽大得能塞进棉袄的校服——无论哪个季节，它总没有合身的时候。
放假的时候，父亲会骑着摩托车来接曹晴。回家总是幸福欢乐的，有母亲已经准备好了可口的饭菜，那是属于妈妈的味道。不用学习的闲暇时间，她迷上了有着浪漫剧情与唯美场景的台湾偶像剧《公主小妹》，她喜欢看男女主人公的针锋相对，也喜欢看他们俩之间的甜蜜爱恋。
那是台剧最后的辉煌
这样的生活简单，却也幸福。
带着伤疤继续上路
世界上的另一个角落，子君也是一名高中学生。18岁的她正过着再普通不过的备考生活。
在她以高考为轴心来运行的世界里，第一次的偏转来自于天灾带来的悲恸。5·12汶川地震的消息传来，铺天盖地的报道，各种鲜活的图片和影像无一不在告诉她这场灾难的含义。作为高三学生，她只有在吃饭时能打开电视，而电视里撕心裂肺的哀嚎，沉默的黑白画面定格，使她端不起饭碗，只能一直以手抹泪。父母也不笑话她的幼稚和爱哭，只默默地收拾好饭桌走开，好让她能更坦然地哭出声来。
学校里有三分钟的默哀仪式，听着窗外的鸣笛，连班上最调皮的男生也哑了玩笑声，连最勤奋的学生也放下了课本。同桌女生在后面环着子君的腰哼《祈祷》这首歌，子君的眼泪掉到她的手上，自己的校服背部也湿了一斑。
那一年，子君见证了太多的死亡。电视里的触目惊心，现实里的哭天抢地。她的爷爷卧病在床已经有一段时间，但她因为要专心复习高考的缘故，较少去医院探望他。即使去了，也是匆匆留下几句话便离开。因为无知无畏，年少的时候人总会有一点可笑的乐观。子君以为，爷爷会一直保持这种样子，病着，但还活着。她以为他会原谅一个高三学生的忙碌，尽量不惊扰地，安静地等待我去报喜讯。甚至在噩耗传来，她还以为那样巨大的痛苦能带给自己力量，像电视演的那样，戏剧化的情节伴随着逆转和惊喜，对着死者的誓言必然能够实现。然而，高考的失利带来的打击一下子卸去了子君生活的全部重量，在她心口划出的一道道2008年独有的伤疤。
高考
只不过，年少的好处在于可以忘记痛楚，带着伤疤继续上路。子君还是怀念那时的单纯和顽强，怀念那个再伤心也总会过去的年纪，怀念那个能被唤作属于他们的时代。
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40年的青春记忆
信息时代的变化
阿归在深圳电商相关行业工作，9月份见证了声势浩荡的台风“山竹”。
那天，虽然深圳很多公司都停工了，但她所在的公司要求员工们继续上班。她本以为风势也不大，没想到很快被“打脸”了。公司隔壁大楼的一楼没关好玻璃门，被台风瞬间吹成渣。保安亭也被刮倒在地。到处都是被拦腰折断和连根拔起的大树，路都被倒下的树挡住，人们只能踩在树干上面走，宛如在丛林探险，只能感叹自然力量的强大。地铁公交全线停运，滴滴也停止服务。离公司近的同事都是蹚着水回家，住得离公司远的阿归只能去同事家借宿。
“山竹”来了
阿归发现，周围人经常哼唱的歌大多是在抖音里流行起来的，有新歌，也有老歌。一阵子流行这个，过阵子又流行另一个，一个流行很快就被另一个流行所代替。这个年代，新事物成长的速度太快了，快到人们好像稍微不跟紧就会被抛弃。很多媒体公号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贩卖焦虑的热文不断充斥着人们的朋友圈，植发的广告也越来越多。
大部分人日常与手机为伴，面对面的交流少了，低头族越来越多。但时代、科技的进步也方便了很多人，包括阿归的生活：她坐地铁可以直接用手机在闸机口扫码购票了；图书馆也可以通过扫码借书；从深圳到香港的高铁已经开通，来去两地更便捷了。
香港也进入高铁时代
时代中的变与不变
博猫是一个“城生城长”的南方90后，本不知胡同与四合院为何物，如今在北京工作生活的她，在睡梦中看到自己似乎正穿行在北京的杨梅竹斜街。
当她睁开眼，翻开手机，看到的是两个秘鲁客户在凌晨3点发给她的“连环夺命call”，又是催货的……她以最快的速度回复了邮件。此时正值祖国69周年华诞，她享受着难得的舒适假期，而新的一天依旧匆忙开始了。
25岁的博猫正是花样青春的年岁，在喧嚣更迭的信息时代中，在每个被国外客户催促的夜晚，她都要在心里默念无数遍“peace and love”。她这一批新上岗的外贸从业者，在时代的洪流中，被反复磨炼着博弈技能。
前几天，她的一位同事离开了公司。
这位同事和绝大多数离乡奋斗于大城市的90后相似，无论心情好坏、刮风下雨，还是姨妈串门，她都一如既往地一头扎进工作，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水平，可结局却不尽人意。在三伏天最热的时期，她都不舍得把房间里的空调打开，只得出门找附近的咖啡店蹭凉。早晨电饭煲中热着的绿豆粥足够她啃上一天。她说，金字塔最顶端的人总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不断吸收资源，如此良性循环，而那个人却不会是她。
博猫知道，每一个付诸努力在一二线城市辛苦生活的人都值得被肯定，可是最终会告诉他们答案的只有结果。
人员频繁流动更替、物价水平居高不下，年轻人想拥有一个更完整的家，却又不敢轻易拥有。每一天都在飞速奔跑中远去，无数的自媒体诞生，新的网红、新的流量、新的话题不绝于耳，自然每天也会有新的覆盖、新的丢弃、新的遗忘。一时间所流行的东西，似乎转眼便不再流行。所有的事物似乎都在被人们议论着，却又马上成为过去。
博猫在假期回到家乡厦门，独特的中秋博饼刚刚结束，这一传统为家家户户增添了不少情趣，“哐啷哐啷”的骰子声和欢呼声充斥着小区和街道。却也只在每年的这一时刻，她才能真正感知与家人相聚的温暖。
她想，她所要做的就是在这喧嚣的的快时代中，寻到属于自己偏安一隅的坚定，找到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温暖模式。
毕竟，除却披荆斩棘的苦痛，也该有栉风沐雨的甘甜吧。
依然青春，依然特立独行
同样25岁的平海有些自嘲：好像这个年纪在网上已经被当作了“中年老阿姨”，逃不离脱发、佛系的人生轨迹。
但她觉得自己依旧很年轻，有很多的想法，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要去探索。她又一次到北京实习，在一家上市公司做着本专业的实习工作，同时为即将到来的硕士毕业做准备。
大时代纷纷扰扰，人们的消费娱乐生活并没有改变太多。暑假的热播剧《延禧攻略》占据各大排行榜，她周围不管男女都在谈论着女主角的英勇和机灵。张学友和周杰伦的演唱会引起一次次回忆杀，抖音上的小众歌也引发小范围的流行。刘心慈的《三体》依旧是畅销书，近几年，中国人对科幻的兴趣与日俱增，大概因为生活被科技改变了很多。但是这也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万一AI真的取代人类了怎么办？
“丧”、“佛系”成为了青年人的常见标签，但平海始终觉得这些看似负面词语的背后，反映出的是现代年轻人不愿轻易被主流观念同化，而是以渺小但又不能忽视的力量表现不一样的态度。
（为保护隐私，出现姓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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