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明祥：我在我婆生命的最后日子里

我在我婆生命的最后日子里

穆明祥

我婆（我们老家把奶奶叫婆）过世已经近半个世纪了，但她的音容笑貌，甚至是走路的姿态，依然还铭刻在我的脑海之中，永远也不会忘却。

在我的记忆中，我婆的身体一直是很硬朗的，很少有生病或者感冒什么的。我婆的病生得也很突然，有句俗话叫“病来如山倒”，我婆的生病正应了这句俗语。记得是我初中快要毕业（那时候是春天开学，冬天毕业）的一个多月前，大概是1971年的冬季，是农历辛亥（猪）年十月的中下旬吧。有一天我正在学校上课，家里来人说我婆生病了，叫我赶紧回家去。这个噩耗似晴天霹雳，震得我五脏六腑俱裂。我赶紧向老师请了假，跌跌撞撞往家里跑。回到家后，看到我婆躺在土炕上，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但面部仍然很慈祥，呼吸也很平稳，可就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哭着叫婆，她只是用甚为慈爱的眼神望着我，意思是叫我别“哭”——这个表情我懂，可我就是止不住泪水的肆虐……

我婆得病后，一则家里没钱看病，更不要说住院了；二则大家都认为是“老病”，治也无济于事。故而，我婆究竟得的是啥病，至今也就成了一个谜。我婆病倒后，一直在土炕上躺着，不吃不喝，也不知道饿的。由于水米不进，自然也就很少大小便，但意识一直是较为清楚的。

自打我婆病倒后，曾经很是调皮的我，好像一下子就长大了。这时的我打心底里暗暗发誓：只要我婆的病能好，我就坚决不上学了，我要想办法去跑光阴挣钱来孝敬我婆，让我婆的晚年过得相较于村里其他老人来要幸福点。可是老天爷没有给我这个机会。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揪心地疼；泪水，也不由自主地会从眼眶里流出来，只是碍于人面，控制着不放出哭声来而已……这种回忆总是痛苦的，即便是再痛苦，可近半个世纪来，我婆也从未走出过我的记忆，我时常会想起她。尤其是在退休后的这几年里，是因为人老感情更加脆弱的缘故，还是闲暇的时间多了，我婆生前的点点滴滴，以至于一幕幕往事，总是像放电影似的在我的脑海里反复出现……

我婆病后，我的两个姑姑轮流伺候着，我爸一直守在我婆的身边，还有我爸的两位好朋友也不分白天黑夜地帮忙关照着。我爸守着我婆，哪里也去不了，更何况当年的大人们想出去做点生意或干点能挣钱的事是不允许的——那就是“投机倒把”。当时我婆病在炕上，我爸又不敢出门，可家里吃的、花的眼看着什么都没有了。况且，眼看我婆的病好不了，到时还得花钱，如何是好？我想只能是等我放假后出去串串乡挣点零用钱了。好不容易等到我年底毕业放假，利用我是学生，且年龄小生产队不怎么管的一点优势，于是，我跟我爸商量后，才采购了些针头线脑、发卡糖果之类的小商品，准备偷偷地跟着我舅到武山县一带的农村去转乡。

这个时候，我婆已经生病40多天了，也就是当年的农历腊月初八左右的一个凌晨，趁着天还未亮，我和我舅蹑手蹑脚（怕人发现除走不了还会挨批评）地走出了村子。白天走了40多华里的山路，下午时分就赶到了陇海线上的新阳镇火车站，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一直等到天黑（天亮时不敢进站，怕车站管理人员抓）要坐的那趟车快要进站时我们才进了站。那个时候火车趟次少，我们只能坐晚上10点还是几点的那趟慢车（准确时间记不清了），幸好我们挤上了那趟火车。坐了大概是两个小时左右的火车，在武山县的鸳鸯镇火车站下了车，在候车室蹲到天亮，便从鸳鸯镇架在渭河上的一座水泥桥上过去，进入了鸳鸯镇的南山，开始了近一个礼拜的被当时认为是“投机倒把”的活动……几天来经过了多少个村庄，那些村庄叫什么名字，现在一个也记不得了。只记得南山里的雪很厚，自己脚上穿着一双破的单布鞋、烂毛袜，在山林雪地里走村串乡三、四天后，由于天特别的冷，脚一直在雪地里走，鞋袜整天都是湿淋淋的，寒风不住地吹着，走路时煽起的雪风不断地往里灌，致使我的两只脚后跟都裂开了皲口，并渗着血，脚踩下去口子就裂大了，提起时又缩小，真是钻心地疼。我舅发现后说：“我有个秘方，等到前面的村庄我教你治。”到了下一个村庄，找了一户人家，我舅说要喝茶，请主人行个方便。那时候农村的人都很厚道，便架起了柴火炉子，搭上了茶壶，拿来了茶具，还给我们每人端来了半碗炒面，叫我们就茶吃。在喝茶的过程中，我舅从主人那里要了颗洋芋，烧到炉子里。待茶喝完了，洋芋也烧熟了。我舅叫我把烧熟的洋芋去皮趁热挖上一疙瘩，找块小木板在上面用大拇指使劲地搓，待搓成很黏的洋芋泥后，趁热忍疼塞在皲口里。我照样做了，效果很不错，当时就不怎么疼了——真是偏方治大病啊。

走村串乡不到一个礼拜，所带的小商品也基本上兑换一空，就该回家了。记得是当年腊月十四日的下午吧，我们从山里走了出来，赶到了鸳鸯镇靠西边的一个车站——土店子火车站，去等晚上从兰州方向开过来的一趟慢车。那时候火车很少，再加上快过春节了，客流量大，客车都是满员的，就连连接车厢的过道和车门处，甚至是厕所里也都是挤满了人。车是等来了，可就是挤不上去。行李少或力气大的人，有的趴车窗或从车门挤上去了，可我们带着笨重的东西，没有办法挤上去，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火车朝着我家乡的方向开走了。我们又回到了候车室，在土店子候车室呆了一个晚上。我想，照这样下去，就是等到明天晚上，也不见得能挤上火车。于是我便跟我舅商量，要不我们天亮后干脆从土店子走到贺家店去，我舅同意了。贺家店位于鸳鸯镇靠东的一站，那里有我们村上务工的合同工，想让他们帮助把我们推上车去。为啥非得要等着坐从兰州方向开过来的这趟客车呢？因为新阳镇火车站是陇海线上的一个小站，只有这趟慢车在这里停靠，且这个站离我的家最近。

于是，第二天，也就是当年腊月十五日，我们从土店子出发，通过鸳鸯镇，走了估计近40华里的样子，于下午时分赶到了贺家店。吃罢晚饭后，我们一行数人到贺家店车站去等火车。火车到站后，车上仍旧是满员的，他们好几个人选好一个车门站在两边，把我和我舅围在中间，“护卫”着连推带搡地总算把我俩“塞”进了车门，紧接着后面又挤上来了几位乘客。我们上车后也没有机会向他们说声谢谢的话，列车员艰难地关上了车门，火车就开了。车上能有的空间，全都挤满了人，真是脚下没有个立锥之地，我们就在车门处站着。待站稳后我发现，这趟买小商品得来的不到10元的钱也在挤车的时候被人偷走了。因为我穿的棉衣，只有外面大襟上一边有一个口袋，钱是装在大襟口袋里的，很容易被人掏走。想想，此刻的我心里有多难受，可又有什么办法呢——真是欲哭无泪啊！好在，拿小商品换来的其他东西还在。

从新阳镇火车站下车，估计是夜里12点多了，当晚还下了雪，回家还有40多华里的山路要走。最要命的是，从新阳镇火车站到谢家咀的这十几华里山路，山势陡峭，尽是羊肠小道，就是在白天也不怎么好走，更何况是在夜里，天还下着大雪，其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山又陡峭，路也难走，一不小心，就会掉下万丈悬崖。每走一步，都得小心翼翼，丝毫不敢马虎。我和我舅手脚并用，四肢忙乎，总算通过两个多小时的艰苦跋涉，爬到了谢家咀。

谢家咀，是个从秦安过来以及谢家咀方圆数十平方公里地的人到新阳镇坐火车的必经之地，也可以说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要地。这个村的村头咽喉处有一个小卖部，小卖部也收废铜烂铁和各种废品。我们敲响了小卖部的门，可里面没人应答。我舅说老谢不在这里可能就在家里睡觉，他知道老谢家住的地方，他去叫人，叫我在这里等着。我舅去了，我在漫天飞舞着鹅毛大雪的深夜里站在小卖部的屋檐下哈着手、跺着脚急切地等待着。由于屋檐小，挡不住大雪的肆虐，疯狂的雪片依然往身上打。此前由于爬坡上山用力出了汗，还不觉得冷。这会，被雪一打、风一吹，汗干了，身体也顿时觉得冷了起来。我只穿着一件开襟的老棉袄，雪风这么往里一灌，那才叫个冷；只穿双破毛袜和破单布鞋的脚，这会越发地冻得难当，就像一股凉气从脚底下直往小腿的骨头里钻，感觉生疼生疼的，真是钻心的难受啊。

等了好长的时间，我舅终于把老谢叫来了——幸亏老谢没有出远门，不然我们背着沉重的东西还得走30来华里的路，哪会有多艰难啊！老谢打开了小卖部的门，我们各自赶紧把废品拿出来，分别放在柜台上，依次分类过称，最后合计付钱，记得我的废品拢共卖了30元左右。不过，当时的30元钱，相当于一个国营职工近一个月的工资，算是相当可观的了。废品处理后，感觉心情一下好了起来，我们一身轻松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雪依然下着，在茫茫的大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不过，面前剩下的这30多华里的路较为好走，只是绕着山梁走，没有特别危险的地方。况且，在离家10多华里进入秦安县的千户镇后，就有了秦安通往甘谷的县级砂石公路，走起来就更加平坦放心了。

本来天不亮就能到家的路程，由于雪天路滑不好走，走到我们村头的错弯梁时，天已经大亮了。这时，正好遇见我们村一位姓高的大叔，他告诉我，我婆已经于今天凌晨过世了，叫我赶紧回家去。听到这个噩耗，我的心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含泪三步并作两步地朝家里跑。到家后我扶着我婆的灵柩，放声大哭，并喊着：“婆，您咋就不等着我回来让我在您生前再看您一眼、喊您一声婆呢？婆，孙子我来迟了！”我想，如不是因挤不上车，抑或是天不下大雪的话，兴许在我婆咽气前我还能见上我婆最后一面。这难道是天意？我痛哭了好长的时间，大家劝得也很是艰难。我爸一边劝我，一边问我挣到钱了没有，如挣到了赶快拿出来打发人去县城采购我婆葬礼上要用的东西。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交给了我爸，于是，我爸安排人进城去采购葬礼所需的东西了。

我婆的寿木是十多年前我爸给准备好的，做成后一直在装粮食，所以，寿木的事不用愁。其它葬礼用品，也就只靠我挣来的这30多元钱了。我婆的葬礼很简单，当天就在我们的哭声中把辛苦了一辈子的我婆入土为安了。不过，在那个年代，她老人家的葬礼办得还算是不错的，因为有的人家老人过世后，就连一口像样的棺木都没有，更没有钱置办葬礼用品。想到这里，我还是觉得于心较为欣慰的——用我挣来的为数不多的钱，给我婆办了她身后的事，也算是尽了点作为一个孙子应尽和能尽的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