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苏萌山水醒，农家岁首又谋耕。”立春伊始，草木萌发，自然万物昭示着民间春耕大忙的季节已至。
而在旧时黔东南一带，春耕之始，是由一个个手端木制春牛，挨家派发春贴、唱春词的春官拉开序幕。春官通过“说春”告知农民，春回大地，新一年的农事即将开始，并送上印制的“二十四节气”春贴，让农民早知来年岁月，不违农时、及早耕作。
如今，时过境迁，飞速变换的时代里，说春这项综合性民俗活动已然失去了它“劝农行耕”的实用功能，转而成为石阡特有的农耕文化遗存及农耕文明的历史见证。如今，每一个往来于村寨之间，说唱于家家户户的“送春人”，都是“石阡说春”的“幸存者”。
这些说春“幸存者”，在不同时代的“说春之旅”里，有着自身对说春的不同理解与认知。
封复元：传播春时是祖辈留下的“业”
“太子调头要出门，主家忙把香纸焚，烧香不论男和女，舍财不论富和贫......”尽管时间逝去太久，石阡县花桥乡坡背村81岁的春官封复元，依旧能清晰地吟唱出一首又一首完整的春词。
千年岁月无声消殆，但年复一年的时令节气，依然深烙在那些“随春而行”的春官心中。提及“说春”二字，封复元的思绪飘得很远。于是，一段封氏说春的久远历史，在老人略微低沉的话语中徐徐展开。
县级非遗传承人封复元
相传，唐朝开国初年，大封功臣，封氏兄弟封福兴、封福宪立下战功。应二人请求，当朝天子封给他们“子孙官”，即世袭“春官”。“春官”掌管一个地方的礼节，需每年向封地百姓讲农事季节，劝诫一年之计在于春、及时行耕。
“起初，春官不是‘说春’而是‘派春’。直到明朝起，春官才走家串户‘说春’。”封复元解释，最初春官只需将“春贴”印制出来交官府发给百姓，收取一定钱粮即可。改朝换代后，有的官员不执行旧礼制，认为封家既是春官，知礼知春，就该说给百姓听。于是，春官“说春”由此开始。
古时的祭祀仪式非常讲究，春官们要穿戴祖传的蟒袍、玉带、乌纱帽、粉底靴，手端春牛，前往城南登上高亭，演讲“一年之计在于春”的道理，再到府衙赴“迎春”宴，将“芒神”(农民形像)、“土牛”(耕牛)陈列于土王庙供奉。如今祭祀仪式已经完全简化，仅限于春官在家中简单祭拜。石阡县文化馆供图
据《石阡府(县)志》载，明清时代，每岁立春之日，石阡府要整装集队，扎芒神和纸牛、迎春于东郊、打马游街、大摆筵席、行鞭春礼，然后赴城南“劝农行”。而知府除了要“劝农行耕”，还需带头犁田等。
“仪式过后，知府会发一个大拇指左右长度的银制牌子给春官，以此表明春官身份。”1949年，12岁的封复元开始跟随叔叔到镇远、施秉、天柱、剑河等黔东南一带村寨说春。
封复元回忆，从县知府领取“执照”后，春官就开始走村串寨说春。那时春官们常是三五人一队，到村后分工合作。“我们有个规矩：‘干寨不干家’，意思是每到一村，无论村民贫富，说春不能落下一家。”
春牛也叫“土牛”，身披红布和麻线。春官来到主家说春，主家除要备香、纸迎接外，还需备上麻线或五色线，及几串纸钱挂在“春牛”上，让春官走时能为主家带走“五瘟”(即五方瘟神)。
说春少则花上十来天，多则长达两个月，于是在封复元的说春之旅里，多了一个装有换洗衣物的布囊。说春于他而言，不只是一门谋生技艺，更多的是担负着祖辈传下的责任。
除却春官身份，封复元与一般百姓并无差异。说春结束后，他仍需回归日常，面朝黄土背朝天，用勤劳的双手向大地讨生活。
在封复元看来，解放前夕，是说春发展的鼎盛时期，说春不再有地域、姓氏之分。每年立春前后，春官们活跃于全县各乡镇村寨，为百姓送上一份份隆重的春天“节气书”。
解放后，因人们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改变等因素，“说春”这场象征春天的仪式被迫中断，暂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封武：“说春”谋生成过往
封氏说春有规：“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
于是，封武与兄弟三人自小随父亲封复元学说春。
说春分“说正春”和“说花花春”两种。“正春”主要为“二十四农事节气”“渔樵耕读”“牛根生”“四大布洲”四首，春词多为吉语，内容涵盖历史、神话、劳动、生活等方方面面，描写天地形成与万物化育。“花花春”便是即兴说春，需要春官根据主家行业，三言两句说根源，能够口才流利地见子打子、见啥说啥。
1979年，实施改革开放后，石阡说春得以复苏兴起，沉寂多年的春官们，在立春之后再次踏上蜿蜒的乡间小路，开启说春之旅。
说春讲究时间，宜一早一晚。图为春官到农户家中说春。石阡县文化馆供图
1985年，15岁的封武正式跟随父亲外出说春。“第一次出去说春很不好意思，有点紧张和胆怯，就跟在父亲身后看他怎样做。等到从第一户人家说春出来后，就慢慢熟练了。”
起初，说春于封武而言，更似一次外出谋生的旅程。
每逢立春，青草还未露尖，他就得像无数春官一样，手持“春牛”、肩挂布兜、送“春”上门、送福到户。当主家收到送春祝福后，可视自家状况给些报酬。“每年说春所获报酬，多则上百元，少则几十元，都是用来贴补家用。”
春官外出前要雕刻两块模子，一块雕二十四节气，一块雕财神。模板刻好后刷上黑墨，再用红纸印刷“春贴”。如今，在坡背村仍有许多人在自家屋内贴上“春贴”。图为“春贴”。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鲜事物的不断冲击，说春的风气日渐衰微，靠说春谋生已然不是明智的选择。1993年左右，年轻的封武选择外出务工，直至2009年才返村发展。
2011年，“石阡说春”被国务院公示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以往春官们用以谋生的说春，终于在文化传承中寻得一席之位。但此时，许多年轻人外出务工或就学，说春出现传承断层现象，组织说春愈发艰难。
在为说春感到自豪之余，封武更加意识到说春传承的重要性。“我把春词唱本复印下来，让孩子们一定要学会。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习俗，得传承下去。”
手抄的“正春”春词唱本。
封青海：传承为续“非遗脉”
说春不仅是为延续中国传统习俗，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封青山与弟弟封青海理解父亲的用心良苦，也深知自己肩上的“传承重担”。
为确保“二十四节气”的存续力和代际传承，2014年5月，省文化厅在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二十四节气保护工作组”，联合制定了《二十四节气五年保护计划(2017—2021)》。
2017年，封武(中)与儿子封青山(左)、封青海(右)一起参加说春大赛。封武供图
同年，石阡县花桥中学将说春纳入特色课堂教学，并多次举办说春比赛，让说春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在传承中得以弘扬。彼时在花桥中学就读的封青海，通过课堂学习，愈发加深了自己对说春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在同龄人中，封青海的说春功底更胜一筹。究其根本，源于他对说春的喜爱。“小时候睡觉前，父亲常会说起他外出说春的经历，说到兴起还会给我们唱上几段。那时候，我就十分喜欢说春的腔调。之后遇到听不懂的春词，会找爷爷多唱几遍给自己听。”在封青海看来，爷爷封复元似乎有着唱不完、说不尽的春词。
“在学校，我还会经常给身边的同学朋友唱春词，说起封氏说春的历史，他们也十分喜欢。”在贵阳一所职校就读的封青海，读书期间也常把“说春”二字挂嘴边。
2014年，“说春”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花桥中学。
2016年11月30日，中国“二十四节气”正式列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石阡说春”作为“农历二十四节气”习俗，入选非遗扩展名录。
曾经一度没入尘埃的说春文化，如今在石阡大地上正重新焕发生机。
而这一切，除却春官们因文化自信的日益提高，自发性地保护传承说春外，也得益于当地县委、县政府积极投身传统文化保护，以活动、培训班等为载体，细心呵护这一难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要让更多人知道说春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成了17岁封青海的目标之一。而学好说春，把说春传承下去则是他在“说春之旅”中深植于心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