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市秦州区一家两代人为红军师长守墓的故事
（李逢春生前留影）
80前一个漆黑的风雨夜，红军第二方面军在王震的率领下向北挺进。在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娘娘坝的山谷中，第二方面军十六师师长张辉率部与国民党顽匪展开了一场殊死恶战，战斗中张辉师长英勇负伤，最终牺牲在李子园。一位年仅18岁的李子园小学教师李逢春（赵安生的亲爷爷）亲手安葬了张辉师长的遗体。为了等待红军警卫排长“胜利后会迁走师长的英灵”这一许诺的实现李逢春盼了一年又一年，不知不觉度过了50年，当年的小伙子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终于，他盼来了晏福生老将军，最终圆了他的梦想，为了这一天，他整整做了————半个多世纪的守墓人。
（李逢春 半个世纪的守墓人，将他半个世纪的期待和梦想都融进了皱纹丛生的面容和花白的胡须）
李子园大捷
1936年中秋，年轻的李逢春在李子园小学当教师。傍晚，红军分三队包围了驻扎在李子园的国民党顽匪，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激战，国民党部队溃逃。待枪声平静后，躲在普华寺的李逢春回到村里，看到在村头裴大家的门板上贴着一张红军的战报：歼敌36名，缴获56支枪，一架轻机枪。他立刻把红军打胜仗的消息告诉了村里人，村里人都高兴地奔走相告。第二天，红军又向两当方面挺进了。
恶战娘娘坝
不久后的一天，在学校批改作业的李逢春突然听到街上有急行军的脚步声，连忙跑到门外，看到一支有一百多人的队伍正匆匆走过，从着装上看，与前不久在李子园打仗的红军队伍一样。他们急匆匆赶过李子园向娘娘坝进发。李逢春心想，这支队伍又要打仗了。当时，娘娘坝有一个团的国民党军队，他们得到红军前来的消息后，便撤离到娘娘坝两边的山上。人困马乏的红军在娘娘坝牧丹山脚下做饭时，遭到敌军的包围偷袭，当场牺牲7人，在与敌人进行了大半天的殊死拼搏后，红军开始分批被包围。
（赵安生和爷爷留影）
义胆葬忠魂
第二天清晨，外面响起零落的枪声，李逢春寻声一看，只见20多个红军抬着一位伤员向李子园学校走来。问明情况之后，李逢舂得知伤员是这支队伍的首长，伤势严重，就急忙把红军领到普华寺后靠近山林的半山坡上，他看到伤员嘴唇干裂，就找来一杯热水给伤员喂下，并为伤员搽去了含在眼角的泪水。伤员吃力地指了指自己的胸前和腹部，表示自己中了三枪，又特意指了指自己的左胸口袋。当李逢舂找来第二杯水后，伤员已经牺牲。红军战士们正在向烈士脱帽致哀，个个痛哭失声，泪流满面。当时，警卫排长看到李逢春也站在红军队伍中摸眼泪，便问他能否找几个老乡和几件工具，帮助安葬首长，李逢春连忙答应着。他找到裴大、许保子二人说明事情缘由，给了二人一块银圆，让他们借来三把锄头、三把铁锹，将二人领到普华寺后的坟地，找了一块地方，开始挖墓坑。而后他来到村里，花了三块银圆买了三块木板一扇门板。当墓坑挖好下葬时，他看到烈士的脸上和胸前有不少血迹，就打来一盆净水和警卫排长把烈士的全身都搽了一遍。在整理遗物时，警卫排长从烈士左胸口袋中掏出一张纸条，李逢春依稀看到上面写着“不分昼夜赶赴岷县”。签名是军长王震。警卫排长收好命令条后，李逢春下到墓坑里，把三块木板铺在下面，红军战士用军毯把烈士的遗体包好慢慢放进坑内，掩埋好之后，又用石头垒了一个墓碑。安葬完毕后，警卫排长拉着李逢春的手问清姓名后说：“老乡啊，感谢你！记住埋在这里的英灵，是我们的师长啊！”说完对李逢春行了个军礼，就带领战士们向娘娘坝方向走去。李逢春在墓前站立良久，心想，既然排长说革命胜利后要回来迁墓，那我就一定要好好守护这座墓，一直到他来，于是他在坟墓上做了记号，并牢牢记住了位置。谁知这一守竟是50多年。
脱险伪政府
红军离开李子园二个月后，红军首领被安葬的事被伪县政府知道了，派人把李逢春带到了县政府进行了查问，问了半天也没有问出个名堂来。第二天，伪县长高得清亲自审问李逢春，他以革除李逢春教员职务并将其送去坐牢相威胁，但李逢春始终矢口否认埋葬过红军首领，幸亏县政府秘书董兴政从中通融周全，他才得以脱身。无奈之下，伪县政府对李逢春以“停发工资半年、通匪一事待查”处理。回家后，李逢春左思右想，决定把此事保密起来，直到红军回来。但每逢清明，他依旧偷偷地在烈士墓前烧纸叩头。我盼了多年，烈士的英灵终于得到安息 。
苦难的年代
1949年，李子园解放了，李逢春心想：这下红军该回来了吧？晚上，他来到那座守护了多年的墓前，跪地祈祷：解放了，红军要回来了，您的英灵也要回归了，这一天，我盼了这么多年，相信您也一样吧！然而，时光如梭，岁月如箭，结果又一年过去了，还是不见当年红军队伍的一个人来，李逢春心都碎了。
没想到，李逢春在旧社会曾当过八个多月的“伪甲长”，这事被翻出来后，李逢春自己却被“专政”了，。在被“专政”的25年当中，他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一块儿挨斗。1965年冬天，社教运动中，积极分子脱掉李逢春的棉袄和鞋袜，让他连续两夜站在冰天雪地中，逼他说出埋在林中的是谁，不说就变着法子折磨他，又诬陷他私卖公有土地，最后把他家5间房屋抢走，才算给他留了一条活口。李逢春一家三代7口人只好挤在简陋的三间厨房里艰难的度日。
十年动乱中，造反派硬要他承认当年安葬的是国民党马匪的大官，听到这些对红军首长不尊的话时，李逢春在批斗会上气愤地说：“就是杀了我的头，我和裴大安葬的也是红军师长。”一场场的批斗、一场场的折磨，都没有使李逢春低头。而他体弱多病的妻子李玉田不堪忍受毒打含恨离开人世；大儿子因父亲经常被批斗而精神失常；二儿子在运动中摔伤后再没有得到医治而终身残废。直到1979李逢春才得以被摘掉平反。
梦圆在今朝
1983年，万物复苏，春暖花开。李逢春终于盼到了这一天，省上有关领导来到李子园，找到了李逢春，他对往日的回忆与领导的资料丝毫不差，使得被寻找了48年的红军师长的英灵重见天日，省领导激动地说：“您老人家做了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啊！这些年来，您受委屈了。”他这才知道这位他亲手掩埋的红军师长名叫张辉。那年夏天，晏福生、陈明义和伍修权等老将军们重走长征路，寻找失散的英灵。在“罗堡战役”中失去左臂的全国著名独臂将军、张辉烈士的亲密战友、红军第二方面军十六师政委后任成都军区副政委的晏福生老将军来到李子园，找到了李逢春，他紧握着李逢春的手，激动地难以说出话来。在他寻找了48年的夜思梦想的英灵、在风雨同舟的战友墓前，老将军泪水涟涟，扑在张辉师长的墓碑前哭诉：“老战友啊！我终于找到您的英灵了，革命胜利都三十多年了，我才找到您，我心里有愧啊！”离开时，他满怀着深切的感激对李逢春说：“你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啊！”
1986年，娘娘坝人寻至李子园，迁走了张辉师长的墓。理由是红军师长是在娘娘坝牡丹山与国民党顽匪硬拼时负伤的，英魂应归牡丹山。多好的娘娘坝人啊！老人埋怨说李子园的人怎么不阻挡呢？每每想到这件事，李逢春便忍不住泪涌眼眶。
1994年，天水市秦州区政府将张辉师长的英魂迁进了天水人民烈士公墓，李逢春老人也圆了他半个多世纪的梦想。
1996年8月，天水军分区的首长带领解放军重走红军路，专程到李子园，邀请李逢春一道去红军英灵张辉师长的墓址前致哀，并给解放军讲述了当年红军的艰苦历程。
而今，李逢春老人逢人就高举地挥挥那双手说：“我这双手六十多年前曽给红军师长擦过脸，还安葬过那位先烈哩！”这已是老人一生中最自豪的事情。
李逢春老人的事迹传开后，许多老红军，老八路纷纷呼吁当地市，区、乡政府，希望把李逢春老人当做红军时期做过贡献的革命老人对待，给予他在乡老红军的优抚待遇，每月按期发放给生活补贴，以解决老人的一些实际困难。而家境贫困的老人说：“我只是做了一件我应该做的事，并不奢望市、区、乡政府和军区把我当革命老人来对待。尽管我的妻子已去世，两个儿子都有病或残废，但，天见可怜！总算还有个小儿子健康地在我身边照顾我，比起牺牲的张辉师长，我已经很幸运和非常满足了。虽然我为此受了多年的罪，吃了不少的苦，但我从来没有悔过，我觉的值！再说，我现在好歹还有几亩田地，春种秋收，也还过得去，就别再给政府添麻烦了，守着儿孙安稳的度过余年，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李逢春去世后，他的儿子李鹏，接着每年给红军扫墓，逢年过节按天水乡俗凭吊英烈。
（李逢春儿子李鹏向解放军记者讲述父亲守墓的故事）
编后：朴素的语言，无私的行动成就了这一段感人至深的人间佳话，难忘的历史、难忘的故事、更难忘的是这故事中流动着的人间真情和这故事的主人公坦露出来的真实情怀。一位普通的乡村老人，以他极不普通的经历，昭示了传统美德深厚的内蕴，也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伟大。但不该仅仅只有感动。尽管，感动真真实实来自于文字之下和肺腑之中。对于那些一味斤斤计较，追求付出与所获相当的人们，是不是应该多一些思索，多一些对照？
张辉简介：
张辉,1911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1926年即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军西征。历任湘鄂独立团一营营长、副团长、十八师第54团团长等职。1936年7月,任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十六师师长。率领全师爬雪山、过草地,1936年8月参加攻占腊子口战斗和陇南战役。9月在礼县马坞里镇与兄弟部队一起,全歼敌保安团,缴获军衣300套,长短枪60余支。南下攻克了两当省城,为红二方面军建徽、成、两、康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卓越贡献。1936年10月,二方面军撤出徽、成、两、康根据地,挥师北上,十六师派出侦察人员,深入到娘娘坝,了解到敌军驻有一连人,部队首先决定派一连队伍,夜袭娘娘坝敌军,为大部队打通前进道路。10月5日,张辉亲率一连队伍到达娘娘坝,首先消灭了街上少量敌人,然后就向牡丹山冲锋。山上大部分敌人驻在牡丹山庙里,筑了碉堡,易守难攻。再加上敌人从天水搬来一营援兵,红军腹背受敌。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张辉即命令战士撤出重围。撤退到牡丹山脚下时,两名红军战士牺牲,张辉也身负重任。战士们掩护张辉撤离娘娘坝,黎明时分,到达李子园。由于伤势严重,光荣牺牲。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红军战士把张辉遗体埋葬在普华寺后山坡上。
（有关领导到秦州区娘娘坝牡丹山扫墓）
相关报道：
独臂将军晏福生曾到李子园祭奠张辉烈士
晏福生（1904-1984），原名晏国金。湖南省醴陵县人。1928年参加醴陵暴动，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西路军总部教导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1936年失去右臂。抗日战争时期，任三五九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一师政治委员，第二十八师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湘西行政公署主任，湘西军区司令员，湖南人民政府民政厅厅长，湖南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83年春天，红军长征时任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十六师政委的独臂将军晏福生以及伍修权、陈明义等一行，不顾年事已高，重总长征路，来到天水市秦州区娘娘坝、李子园普华寺后山坡，祭奠张辉烈士。晏福生和张辉是亲密战友，他们率领红十六师在长征中并肩战斗。解放后，晏福生被授予中将军衔，担任过湖南军区政委、广州部队副政委等职。老将军采摘了许多盛开的鲜花献在墓前，并脱帽鞠躬致哀，他含着热泪说，“张师长，我们看你来啦！”之后，晏福生一行又来到娘娘坝，登上张辉战斗过的牡丹山，重温当年战斗的情景，寻觅当年战斗的印迹。随行的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重走长征路》摄制组拍摄了牡丹山及娘娘坝街景。此片随后在全国公映。这次，晏福生一行还特意看望了曾经亲手埋葬过并守墓多年的李逢春老人。
李鹏
（2013年2月某解放军记者到李子园采访）
2016年4月1日北京市委《支部生活》杂志社采访组一行重走红军长征路，到娘娘坝、李子园采访。
分
综合来源：中国新闻网 天之水网
一座红军坟 两位守墓人
2016年4月4日，清明节。一大早，家住甘肃省天水市的赵安生匆匆赶往50公里外的娘娘坝镇李子园。李子园村是赵安生的老家，无论多忙，每年的清明节，他都要赶回老家，像爷爷在世时一样——到娘娘坝红军墓前，祭奠张辉师长。
赵安生的爷爷李逢春，当年掩埋了在战斗中牺牲的红二方面军十六师师长张辉，并用生命守候了这座红军坟半个世纪。
高维汉老人（左三）在张辉师长墓前给采访组一行人介绍烈士事迹
李逢春：为烈士默默守墓半个世纪
1936年，刚满18岁的李逢春在李子园小学当老师，住在村头的普华寺。10月的一天，听见阵阵枪响，李逢春赶紧跑到寺门口，就看见十几名红军战士抬着一位伤员直奔普华寺而来。由于伤势过重，还没走到普华寺，伤员就牺牲了。面对前来寻求帮助的红军战士，李逢春二话没说，找来两名村民帮忙，又卸了3块门板，在普华寺后的半山坡上亲手掩埋了这位红军首长。李逢春不知道这是一个多大的官，但他记下了一名红军战士对他说的话：“老乡，这里埋着的是我们红军的一位师长，请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会回来迁走他的。”
这句话，李逢春记在了心里。此后，无论遇到什么状况，无论谁来逼问，他从不提起，他坚信：那些红军战士会回来迁走他们的师长的。
即便解放以后，李逢春依然保守着这个秘密，盼望着有一天，那些红军战士突然就站在了他的眼前。赵安生还清楚地记的，小时候看见的爷爷有时候怪怪的：一个人常常跑到寺庙后面发呆，一坐就是大半天；每逢清明节或过年时，一个人偷偷跑到庙后面的半山坡上烧纸钱⋯⋯
李逢春一个人守着这个秘密，默默等待着，一等就是50年。
1986年，张辉师长的战友、红二方面军十六师政委晏福生，以及陈明义、伍修权等老将军重走长征路，寻找失散的红军英灵。他们找到了李逢春，这时，李逢春才知道自己当年亲手安葬的红军师长叫张辉。
就在这一年，秦州区政府将张辉烈士遗骨火化，并迁到了张辉师长牺牲的地方——娘娘坝牡丹山，在此修建了烈士陵园。
从那时起，每年的清明节，赵安生和家人就陪着爷爷或来陵园扫墓或以家乡传统方式祭奠张辉师长。2003年，李逢春老人去世后，他的儿子和孙子们依然保留着这个传统和习惯。
就像2016年的这个清明，就在赵安生匆匆忙忙赶回老家的同时，他的二爸（二叔），也就是李逢春老人的二儿子李鹏也从外地赶回了李子园。
上午9点多，李鹏、赵安生叔侄，带领记者去找寻当年李逢春老人掩埋张辉师长的地点。一行人步行进村，穿过几条胡同，一座修缮一新的寺庙出现在眼前。赵安生介绍说：“这就是普华寺，当年爷爷就住在这里”。
由普华寺向南，很快就出了村庄。早春的西北，春寒料峭，草木尚未复苏，野外一片肃杀。沿着只能一人通过的小路，步行几百米，来到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只见李鹏直接奔向一个半人多高的土堆，在上面找到一块显眼的大石块，抬头看了看太阳，便向前走去，一步、两步、三步⋯⋯走到第十步，他停了下来，对记者说：“就是这儿，当年我父亲就是这样找到掩埋张辉师长地点的。”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李逢生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记住掩埋红军首长的地点，一天也不敢忘，因为他答应了那些红军战士，将来有一天他们回来时，他要带着这些红军战士找到他们的师长。
让李逢春老人欣慰的是，他在有生之年等到了这一天，更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缅怀、纪念、宣传这位革命烈士。
娘娘坝村的高维汉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位。
1986年，张辉师长遗骨从李子园村迁走时，百感交集的李逢春老人长跪送别
高维汉：二十余载甘做义务讲解员
离开李子园，采访组一行按照约好的时间来到娘娘坝。78岁的高维汉老人和他的儿子高虎平已早早等候在路边。沿娘娘坝主路向东，没走多远就到了牡丹山下。看到还需要爬一段陡峭的山路才能到张辉烈士陵园，记者有些担心高维汉老人的身体，老人儿子说：“没事，二十多年了，老爷子每天都要去趟陵园，这条路早就走惯了。”
高维汉老人是娘娘坝村人，家就住在牡丹山脚下。1989年从娘娘坝信用社退休后，他每天去陵园义务打扫卫生，兼做义务讲解员。
“一开始就是觉得陵园没有专职看护人员，没人维护也没人打扫卫生，就天天过来转转。后来习惯了，一天不来，就觉得少点什么”。老人边走边说，虽然看上去清瘦，爬起山来一点儿不比我们慢。因为耳朵有些背，老人平时话不多，但一讲起张辉师长的革命事迹，就像换了一个人。“说了二十多年了，都记在心里了”高维汉老人这样给大家解释，“那时介绍烈士的资料少，人家问你，你也不能老是一问三不知啊。”从上世纪90年初起，高维汉就开始注意收集与烈士相关的资料，义务做陵园的讲解员。收集的资料多了，2003年起，他相继自费印刷了《张辉烈士和红军入陇》《长征日记》《血染青山，浩气长存》等几本小册子。
资料读多了，老人萌发了重走长征路的念头。这吓坏了他的家人，老人年岁大了、身体又不是很好，他能受得了一路的颠簸？但最后谁也犟不过老人。从2004年到2007年3年之中，在孙子的陪伴下，高维汉老人3次踏上长征路，穿过了四川、甘肃、陕西、宁夏等30多座县城和12个长征纪念地。回家后，他又埋头整理资料，撰写文章，并于2007年出版了第一本书《铁流万里》。高维汉老人说：“对革命事迹了解得越多，越觉得自己的责任大，越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为此，他经常带着自制的27幅展板共计150余幅图片，到娘娘坝、平南等秦州区部分乡镇的中小学，给师生们举办以《长征永远的丰碑——红二方面军在秦州》为主题的长征图片展览、作报告等，他本人也被聘为娘娘坝中学等8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
上午10点多钟，阳光洒满了整个陵园，站在“张辉烈士之墓”的墓碑前，高维汉老人一下子找到了熟悉的感觉，他一字一句地给大家介绍烈士事迹：“张辉，男，湖南人，1935年11月由湖南桑植出发北上长征，后任中国工农红军二方面军十六师师长⋯⋯”
位于牡丹山半山坡的张辉烈士陵园简洁肃穆，面积不大，占地只有300平方米。高维汉老人的儿子高虎平悄悄告诉记者，张辉师长的英魂早在1994年秋就迁到了天水市人民烈士公墓。但在娘娘坝，张辉烈士陵园每年都在维护，祭扫活动从未停止，高维汉老人以及娘娘坝的乡亲们一直坚持认为，张辉师长没有被迁走，依然在他们的身边，从未离去⋯⋯
今日的娘娘坝牡丹山
作者：王晓方 孙昶 陈宁
来源：北京《支部生活》2016年7期
秦岭，甘肃天水人，曾就读鲁迅文学院第八届高研班。出版有长篇小说、小说集《皇粮钟》《断裂》《在水一方》《绣花鞋垫》《借命时代的家乡》等。作品多次被各种选刊转载或入选年度小说排行榜、年度最佳小说选本。曾获《小说月报》百花奖原创小说奖。
寻找（短篇小说）
文│秦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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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茬茬，两茬茬，三茬茬，这达冒一曲，那达冒一首，成串儿传，风过处，就漫过了七沟八梁、四邻八乡。官家大老爷在轿子里哼，大户人家的小姐在阁楼里唱，耕地的庄农人在前坡里吼，放羊的碎娃娃在后梁上喊。反正哩，比秦腔接地气，比秧歌还顺溜。还用说嘛，我当然指咱天水的歌谣。
馒头山（哩嘛）山馒头，
翻里转面秦球球。
秦球球（哩嘛）球球秦，
斜里顺里想做人。
…………
这支歌谣咋冒出来的？鬼晓得。但鬼一定晓得秦球球是我大，用官话讲就是父亲。馒头山便是咱尖山村对面的那个大山包了，早年寸草不生，板结了厚厚一层又干又硬的盐碱，白森森的，连山羊也懒得多瞅一眼。我大成为这支歌谣的主角儿，至少几十年了吧。几十年来，我大愣是让馒头山换了装，林子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小到大，郁郁葱葱，遮天蔽日，像苍茫的大海上冒出了一个绿岛。
“额的个老天哪！丙子年，九月天，秋老虎的夜晚，热！一家人还没上炕哩，枪响了，狗叫了，全村人失急忙乱，来不及背米牵牛，就扶老携幼往堡子里逃命。你爷爷还纳闷呢，土匪从来都是悄悄来，悄悄走，放血用刀子，只有碰上硬茬人才放枪，可这次……”这是我大后来悲怆的回忆。我大的讲述像炕头泥炉子里闪闪烁烁的火苗，与罐罐茶里翻滚的水泡对峙。丙子年——民国二十五年，也就是1936年，当时世上还没有我，用咱天水话说我还在我妈的肚子里转筋着哩。当时年仅十七岁的我大，一定不曾料到这是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年份。
土匪、堡子、逃亡……这耳屎一样的往事早就塞满了我的耳刮子。村后，高高耸立在梁顶的堡子至今尚在，只是被岁月消磨得像个苟延残喘的老人。天水这一带堡子到底有多少？要说成千上万，必定少说了，反正天水周边的甘谷、武山、秦安、清水、张家川、西和、礼县、漳县、徽县等十几个县，逢村必堡。每一段干打垒的老墙都镶嵌着一段段刀光剑影、骨飞肉走的往事。就说咱村的堡子吧，说是同治二年（1863），堡子被马化彪手下的马队攻陷，来不及逃走的人全被挑了血脖子，几十具尸体被倒挂在洋槐树上，只一夜，全被狼啃成了背篓架子。民国三年（1914），堡子又被白朗的队伍拿下，抢走了十个大姑娘和所有的牲口，几个青壮年的眼仁儿被剜出来喂了鹞子。民国十九年（1930），河州人马廷贤、韩进禄、王占林、马入仓攻打天水城，两小时就杀掉三千人，育生巷、古风巷、东关、双桥一带随处可见不肯受辱而上吊、跳河、投井的女人。很多城里人翻过南北二山逃命，光咱堡子里就收容了一千多人……听老人说，最惨的要数甘谷、礼县、漳县一带，由于驻天水的国军、保安团鞭长莫及，军痞、土匪一到，好多堡子两三天内就变成血盆。啥叫血盆？人人被翻肠子、倒肚子，堡子盛血如盆。《天水县志》有载：“血凝如脂，臭气冲天，野豹、狼犬、秃鹫厌而不食。”
快人、快马、快箭、快枪、快刀，这是土匪的特点。每次围村攻堡，都选择在夏粮入仓、逢年过节、迎亲嫁女这样的当口，大捞油水。土匪黑巾遮面，他抢，你得给，不给，就灭你，从头到尾不说一句话——还能说啥嘛！土匪也是土生土长，四乡八邻的，田挨路，地连埂，迎亲赶集，要饭讨水，谁没见过谁？村里的泥腿子看着一个个老实巴交，可是到了前半夜，村外一声口哨，必然有人拎上砍刀，钻天鼠一样旋出村。后半夜，又鼓上蚤一样拎着大包小包翻墙回来，擦刀、上炕，美滋滋的，和女人翻里转面戏耍日弄。天亮扛锄头下地，碰着女人喊婶，瞅着娃娃给馍，逢着羊群让道，还不忘吼几声秦腔：“岳飞我打坐在中军帐内，为我王打江山精忠报国……”
我问过我大：“土匪这么混账，县保安团难道都是一帮瞎怂吗？”
“你简直是个瓜娃，你能保准有些土匪就不是保安团扮的？”我如梦方醒。当时的保安团，还肩负着为天水一带毛炳文、鲁大昌、王均的国军筹粮要款的任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当年刘邦老儿在咱秦岭大山里用过的招法，如今用到种田人头上了。
人上有人，匪中有匪。最麻缠的是赤匪，敢明火执仗与国军干。上面从县到乡到村早就教化好几茬了：赤匪，一身灰，头顶有颗五角星，名号红军，是“全民公敌”。民国二十四年（1935），也就是那个夜晚前一年，赤匪攻破腊子口，早就从岷县、卓尼、康县、两当、徽县一带向天水这达流窜了。听是听多了，谁也没撞上过。
官家告示：杀一个赤匪，奖励五石小麦；窝藏一个赤匪，全家砍头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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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夜晚的不寻常，注定了。我大他们刚刚逃进堡子，土匪就围成了蛛网。山门多加了几个大碌碡，青壮年们不约而同地把守在墙垛子上，有的张弓搭箭，有的紧握长矛，有的抱着滚石檑木，紧张地瞅着满坡的土匪。惨白的月光下，土匪押着十几个没来得及逃出村的老人，朝堡子大呼小叫：“不开山门，就把他们剁了脑壳子。”老招法了。堡子里的人急得十指抠墙，顿足捶胸。
“哎——我的娃哎——斜顺不要听他家的，别上当，他家是来抓丁的……”朝堡子喊话的是刘满良七十岁的老妈。老妈被五花大绑，像束紧了的麦捆子。抓丁？那是官家和国军的事儿，土匪抓啥丁哩嘛？刀光闪处，“咔嚓”一声响，老妈的脑袋飞离身子，像一个破鋬笼，“咣啷啷”滚下坡去。一只野狗纵身一扑，兴高采烈地接住了。
“啊！”刽子手中箭倒地。箭是刘满良射下去的。
“轰轰轰——”土匪们的土炮响了，炮弹在堡子里遍地开花，血光冲天。堡子外，刀光十几闪，十几颗人头飞了起来。黑乎乎的野狗们前追后撵，抢食一团。
每讲到这达，我大就说：“要不是红军来，咱村就灭了，还能有你娃？”
事态像做梦似的掉个儿了。一支传说中的灰衣人突然与土匪交上了火，枪声顿时像炒豆子似的，炸，疾，烈，一阵紧似一阵。见过土匪之间火并的，还真格没见过这阵势。活着的人吓得窝在堡子里不敢露头。半晌过去，枪声也没有消停下来的意思，眼瞅着子弹像流星一样满天飞。我大壮着胆子朝堡子外一瞅。额的个天！县保安团与土匪合股，与灰衣人来来回回厮杀，走马灯似的……
战斗的原委超出了乡亲们的想象。原来，县保安团派出一个小队，化装成土匪替国军抓丁，当晚堵住了刚刚放羊返回的小伙子刘岁保。刘岁保撒腿就跑，子弹已经尖叫着追进了他单薄的身体。麻明，枪声消停。坡前坡后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死人，有保安团模样的，有土匪模样的，有灰衣人的……一位灰衣人用纸喇叭朝堡子喊话：“老乡们！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革命的队伍，是专门为你们报仇的，你们出来吧……”
谁有这个胆？我大告诉我：“后来，天空飞来一些鼓囊囊的褡兜，大家吓一跳，以为是炸药包哩，可是，褡兜半晌也没爆炸。我放胆一瞅，褡兜里全是麦子、青稞、干肉。”这东西，是不是诱饵呢？
第一个搬开碌碡、掀开山门探出堡子的，是我大。按事先约定，山门立即重新关闭。我大很快加入到了灰衣人打扫战场的行列里，直到战场打扫完，乡亲们这才心有余悸地探了出来。下来的事情我无须赘言，一切像后来电影里常演的那种：红军卫生员帮老乡们治疗伤口，杀了村里的地主刘毓仁，开仓放粮。前村后店，几十个男娃二话没说，褡兜里装了他妈烙的锅盔馍，跟着红军过漳县，走武山，奔通渭，越走越远。这一走，就……就永世没有回来。
红军留下了好多歌谣，“里格里格”啥的、“介支个介支个”啥的，和咱天水这达歌谣的意思不一样，可唱起来蛮顺口。其中有一首，我大至今会唱：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
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
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
树树（里格）梧桐叶呀叶落完，
问一声亲人红军啊，
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
…………
如今看来，我大一生的遭际，就在于掩埋红军连长那档子事儿上。打扫战场时，我大与几位江西、湖北、河南口音的红军战士一起，亲手把红军连长的尸体埋在了馒头山上，并插了一根筷子作为记号。馒头山地势显高，埋个人，将来容易找到。为了防止国军和保安团卷土重来掘坟剁尸，大多数红军的尸体与保安团的尸体混埋，并扒衣烧掉，不留一个坟头。红军出发十几天后，保安团果然来了。一根麻绳套紧了我大。我大力辩：“我埋的不是赤匪，是咱保安团的一个小队长。”
“但有人说，你埋的是赤匪。”
“长官也不想想，当着赤匪的面，我只能说埋的是赤匪了。实际上埋的是咱的弟兄。”
“何以见得？”
“咱先去找筷子。”
坟被掘开了。卷在破席洞子中的尸体已经腐烂，面目全非，但保安团的黄色制服、皮带、大檐帽却一目了然。“事实胜于雄辩”。我大不但被奖励五石小麦、五石青稞，还被任命为甲长。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当个甲长，便是村里的人上人了。对于这个招人嫌惹人骂的芝麻官儿，我大坚辞不受。团长火了：“你驴日的给脸不要脸，是不是心里有鬼啊？”吓得我大赶紧应承。不久，我大用麦子和青稞换来了赵集寨最漂亮的“白娃娃”赵岁莲，她就是我妈。“天水白娃娃”，老话了，谁让天水的女子那么白哩！后来，我大理直气壮地用石块、土坯砌了一个很是气派的坟头。
“想起来也后怕，当年我脑子咋就那么够用呢？红军一走，我就连夜刨开了两个死人坟，一个是红军连长的，一个是保安团小队长的，三下五除二把保安团小队长的一身黄皮给红军连长换上了。”
“衣服不是都扒下烧逑子了吗？”我问。
“小队长的没烧，我留了一手。”
我大的这一秘密，天不知，地不觉，神不晓，鬼不察。每逢清明、过年，我大都要一个人上馒头山，在坟前培土、敬酒、烧纸、焚香……这事儿传着传着，就传成了歌谣：“馒头山（哩嘛）山馒头……秦球球（哩嘛）球球秦……”
“这歌子，明明是欺搅我哩嘛，你瞅瞅老人们乱颤的胡须和娃娃们鼓圆的腮帮，把你大当火锅涮哩嘛！”这话，只有新中国成立后才敢说。
据我大讲，他雷打不动的守陵行为，不仅受到当时天水县政府的嘉奖，还被授予“典范保甲长”称号，代理县长庄以绥亲自为他披上了绶带。那年中秋，小队长的遗孀坐着轿子翻山越岭给我大送来月饼，身后跟着两个丫鬟和四个荷枪实弹的士兵。那阵子，有关红军在甘肃全境的各种消息像麻雀一样，扑腾得铺天盖地。我大出山赶集时每听到一个新消息，都要选择一个风清月白的夜晚，登上馒头山，“扑通”跪倒，对红军连长说一阵子悄悄话：“连长你晓得不？又有一路你们的人过耤河了，过漳河了，过渭河了。”
“晓得不？又有一路你们的人去通渭的榜罗镇那里聚上了。”
“晓得不？又有你们的三路人马在会宁那里见面了。”
“晓得不？又有你们的人在河西的戈壁滩上和马家军干上了。”
“晓得不？又有……”
我大还在坟头哭诉过这么一件事，那事在天水一带疯传得很玄乎，说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鲁大昌的部队反扑甘南卓尼县，把藏族土司杨积庆全家杀了个片甲不留。理由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带领的红军攻打腊子口时，杨土司带领的藏军明里听从鲁大昌调遣，暗里给红军让道，还给了红军三十万斤小麦，妥善安置流落红军二百多人。休整后的红军，终于顺利过境天水一带……
隔着厚厚一层黄土，谁晓得里边的人听着没？可我大的念叨，没完没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曾遍查资料，这才晓得，咱甘肃是唯一一个三路红军全部经过的省份，光天水的红军故事几鋬笼也装不下：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进入天水。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陕甘支队）进入天水。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进入天水……红军除了和胡宗南、毛炳文、鲁大昌、王均的国军打，还要和土匪打。被红军削掉的土匪名号一堆堆儿：天水的“胡子团”、武山的“斧头队”、清水的“鹞子帮”、徽县的“黑枪营”……被红军处决的土匪名字一串串儿：杜伯成、张五十四、刘根代、杨双成、杨虎娃、贺岁娃……
“额的个天哪！”我不由得仰天长叹，为红军，为天水，也为我大。
麻绳再次套了我大，是民国三十八年的事，也就是1949年8月，“共匪”王震的队伍解放了天水城。我大亮清了，王震的解放军，十几年前就是叫红军的。也就是说，十几年前的红军又打回来了。天，是整个变了，估摸着再也变不回去了。可是，我大的罪名也浮出了水面：反动甲长、为伪政府卖命的狗腿子、给国民党反动派守陵的孝子贤孙。面对一大摞帽子，我大反而显得信心十足，他似乎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己。“哈！你们得自个儿给我解麻绳哩。这真格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我大被抓的前一个夜晚，有个像叫花子一样的人摸到了我家，满口都是夹生不熟的天水话：“碎娃，你大呢？”
我说：“我大放牛去了，过一会儿就回来。你，是要饭吗？”
“不是，哦哦哦，那……我等等，等等。”
“这位老爸，你这口音咋就这么生呢？”
“哦哦，我老家河南的，姓樊……给你娃说不清，我等你大。”
当我大和牛同时在门口出现的时候，我发现两个长辈的目光先是一阵迟疑，然后像兰州拉面一样被抻直了。我大脱口而出：“额的个天爷爷哟！可把你……”
河南人的脸“唰”地白了，上前捂了我大的嘴。老樊和我大关了堂屋门，叽叽咕咕、神神秘秘地只谝了一袋烟工夫，老樊就匆匆离开了。出于好奇，我曾贴着门缝偷听过，但他们二位嗓音压得很低，我只听见“西路军”“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啥的。尽管我对这些概念和人名蒙混不清，但还是有一道闪电划过了脑海，老樊该不是当年的红军战士吧？不！咋会哩，活下来的红军战士，如今早成革命干部了，哪有像叫花子的。我大果然告诉我：“这个老樊，是前些年逃荒来的河南人，在后山的窑沟当了上门女婿，和我一样当过麦客，这次来商量走陕西赶麦场的事儿。你这娃大了也是个麦客，这是咱庄稼人的命。”
我百分之百相信我大的话。真格的，咱这一带河南人比山羊还多。都传哩，民国二十七年（1938），蒋委员长为了阻挡日本人，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上百万河南人没了。那阵子，天水到处都是涌上来的河南难民，拖家带口的，卖儿卖女的，上门的，嫁人的。我问我大：“张啥焘、陈啥浩、徐啥前是谁个？”
“你真没逑事干了！啥都问，都是我一搭的麦客嘛。”
第二天，工作组找上门来。我发现我大曾经满脸的自信早已打了折扣，那心虚的样子，像个偷惯了鸡、摸惯了狗的老贼。
但我大不忘千遍万遍罗列他的理由：“坟里真格是红军连长，不是保安团的弟兄……啊啊，不，不是敌人，真格的。”
“从1936年算起，你都公开守了十三年了，还抵赖？既然你说守的是红军，证人呢？”
“证人就是和我一起安葬连长的战士，好几个哩。可是，子弹不认人，有几个红军能活着回来呢？像咱这一带跟红军走的，一个都没回来。我还指望个啥？”
“村里有证人吗？”
“没有，当时都在堡子里不敢出来，就连卷叠连长的席子，也是咱家的。”
“看来，谁也证明不了你。”
“有。”
“谁？”
“不是人，是一个坛子，装有连长的血衣，我埋馒头山了。”
“那你把血衣找到再说吧。”
“埋坛子时，怕被保安团发现，就没敢留记号，反正就在这馒头山上。”我大不忘补充，“请同志们放心，坛子，我一定能寻到的。”
麻绳被解了下来。用如今的话说，我大开始了地毯式的搜索，一寸也不放过。镇压反革命那阵，我大的问题又复杂化了。那阵子，各乡几乎都有毙掉的人，有国民党潜伏特务，有土匪头子，有帮助旧政府欺压过老百姓的反动保长、甲长。传得最久的有这么一件事：二十几里开外的娘娘坝有个叫李逢春的人，民国二十五年（1936）在毗邻的李子园小学当教书匠，还兼职甲长。有天晚上，一支从南路过来的红军被王均的国军包围，红军死了很多人。当时只有十八岁的李逢春亲手帮助红军安葬了一位红军的干部。红军北上后，县政府抓去李逢春审问了好几天，李逢春矢口否认掩埋过红军的干部。因为没有证据，县政府只好先撤了他的教师之职，结论是“通匪一事待查”。新中国成立后，李逢春作为伪甲长连同“地富反坏右”一起被专政了起来，成天挨斗。
我亮清了，假如找不到坛子，我大的下场一定比李逢春还要倒霉。
挖，挖，挖；找，找，找，一直折腾到1953年，仍然没有和坛子见面。那时我已经十五岁了，弟弟也已经十岁。为了我大的命运，我和我妈、弟弟义无反顾地帮助我大寻找坛子。这样，我大挖，我妈挖，我挖，我弟弟挖，连我们自己都记不清到底挖了多少土方量。假如是开荒，至少也有几十亩了吧。要命的是，挖过的地方风吹日晒，和没挖过一样。为了避免窝工返工，我大又下了决心：“凡挖过的地方，咱栽上柏树，当记号。”
这不是让秃子长毛吗？可我大是铁心了，每挖一片，就用毛驴从山下驮来黄土，把盐碱土替换一遍。他还动员我们沿着沟底墒情旺的地方开出了一片育林用地，在山下挖了一个常年可以沤绿肥的大坑，为育林提供养分，然后走村串户收集柏树籽，培育柏树苗子，清明前后，就上山移栽……除了农活，全家人的日子就这样和挖坑、换土、施肥、育苗、栽树、浇水、管护套紧了。与刺槐、毛白杨、榆树、臭椿比，柏树是个奇物，一旦移栽成功，便风吹不动，旱扰不垮，霜击不倒，百年千年都是老样子，怪不得咱这里常让柏树陪祖坟哩。可是，咱这达的土质太狗怂，育苗比病秧子女人保胎还麻缠，十成保五就算烧高香了。日怪的是，我大总能从后山掮来成捆成捆的优质柏树苗子。枝肥叶满，根系连同泥土一起包裹得严严实实。后山，仿佛有个专门为我大提供苗子的大本营似的。
“是后山的麦客在帮我。”我大解释。
“最铁是一搭赶过麦场的，最怂是一起分过家产的。”老话，我信。
岁月增长了我的见识，我开始对我大的行为产生了怀疑。挖了这么多年，寻了这么多年，不可能寻不到坛子的。何况就我大那样精明的人，不至于弄不清坛子的大致方位。这个折腾法儿，别说是个坛子，是根针也该找到了。我终于忍不住开了腔：“大，你到底埋没埋那个坛子啊？”
“啊……”我大惊住了，继而怒吼，“你个狗日的，你连你大都不信吗？没有红军，就没有你大，没有你大，就没有你！”
“可是……”
“没有可是，只要咱的命能保住，咱就守着这馒头山，寻，寻，寻，往死里寻！”
我还能说啥哩嘛，那就，挖吧；那就，寻吧。
“馒头山（哩嘛）山馒头……”让人心里恓惶的是，这支新中国成立前奚落我大的歌谣，新中国成立后照样用得上。我只晓得，馒头山上的坑越挖越多，树越栽越多。柏树是四季常青的，耐寒，抗旱，木质坚韧，老远望去，黑乎乎的一大片，像脑袋上的一个大疤，而且，这个疤不但没有愈合的时候，而且越来越大。我还晓得，因了我大，我们全家在村里灰头土脸，低头短气。上村小那阵，同学们跟着我的屁股喊：“秦球球，二杆子；他女人，三杆子；他娃娃，四杆子……”
那时候，村里人茶余饭后谝传时夹杂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比如，某乡有一个哑巴女人突然说起了梦话，满口都是红军、蒋匪、河西走廊啥的，听口音像是四川人。全家人吓了一大跳，以为是鬼魂附体了。再比如，某村有个老头疯了，张口闭口都是“董军长”。有识文断字的就怀疑了，当年冯玉祥的西北军有一支部队在江西宁都与红军打仗时临阵起义了，起义队伍里就有上千的甘肃人。这老头喊出来的董军长，是不是那位在河西走廊被马家军割掉脑袋的董振堂呢？那些日子，上边专门对西路军流落人员进行了大面积排查，一下子就在天水、武山、清水、漳县一带查出了一大串儿，有江西籍的、福建籍的、湖北籍的、河南籍的……有被俘后逃出来的，有被打散的，有受伤后掉队的……他们大多改名换姓，有装聋作哑的，有成家的，有当光棍的，有当叫花子的……
西路军是啥？乖乖！查出来的，有好果子吃吗？批斗挨整，那真格算轻的。
额的个天！原来红军和红军也是不一样的啊！这是我最惊人的发现。
“大，你还会等和你一起掩埋红军连长的战士回来给你做证吗？假如那战士后来成为流落的西路军，他还敢露头吗？”
“屁话！跟我找坛子。红军多得很，不光有个西路军。”
风声又紧了。核心的问题是，我大仍然没有找到坛子。上面来了命令，认为我大的历史问题不容否认，应抓去进行劳动改造。所谓劳动改造，据说是判刑后押到引洮工程参加劳动。我大赶紧找工作组商量：“领导，劳动改造是个啥？”
“就是通过劳动，改造一个人。”
“有没有用植树造林改造坏人的？”
“有。”
“那能不能把馒头山名正言顺交给我，我把它变成一片林子？再说了，我一走，这些年的工夫就日踏了。”
在我大看来，引洮工程尽管是重体力活儿，但远不及在馒头山挖坑栽树的劳动强度大，如今政府号召植树造林，他愿意在工作组、村委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下，一边寻找坛子，一边植树造林，一举两得。好在那时候公检法不够健全，我大说得也在理，上边一番研究，竟然也就同意了。但明确指出，改造你秦球球，就是改造你秦球球，不能把全家都搭进去。从此以后，馒头山就成了我大一个人的光阴。
有谁见过这样较劲儿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柏树像蛇吞象一样一寸寸挑战着馒头山，与周边光秃秃的山梁对比分明。柏树盖头大，像大大小小的麦垛儿。有的树干粗如背篼，有的细如锨把儿。这一粗一细，以年轮的名义昭示着栽树时间的跨度和岁月的延伸。说是唐僧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用十四年取得了真经，我大呢？遭难不可谓不少，可是，坛子啊坛子，你在哪里？
一线希望，从给“五类分子”落实政策开始。全村人开始胆正了，联名给上面写信求情，希望给我大恢复自由，理由有一大堆儿：一是秦球球新中国成立前没干过坏事儿，每次闹匪，能主动帮村里人躲进堡子安身；二是红军和保安团交火之后，秦球球是第一个走出堡子与红军取得联系的人；三是秦球球当甲长时，暗里和老百姓合成一股绳儿，没让老百姓吃亏；四是到底为谁守陵那点事，等找到证据再说也不迟，何况时过境迁；五是秦球球几十年如一日，植树造林，造福一方，一个人干了全村人的活儿，有功劳，有苦劳；六是……那一年，是1979年。
上面尊重了村民的部分意见，恢复秦球球的自由可以，但历史问题马虎不得，为敌人守陵还是为红军守陵，是个原则问题，待查……
该工作组和全村人吃惊了。我大恢复自由后，挖坑栽树，一如既往。
“自由不自由没啥，只要不挡我找坛子就成。”
3
当年的红军还真有活着回来的。1983年夏天，当年的红军晏福生、陈明义、伍修权等人重走长征路抵达天水，寻找当年牺牲在娘娘坝的战友。于是，一段尘封的往事石破天惊地被掀开了。原来，当年被李逢春埋葬的红军干部，是红二方面军第十六师师长张辉，晏福生就是当年的师政委。时任成都军区副政委的晏福生扑在张辉墓前痛哭失声：“老战友啊！革命胜利三十多年了，我……”
张辉的革命经历很快被确认如下：
张辉：江西安福人。1910年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来到他的家乡，他参加了红军，先后担任班长、排长、连长，并加入了共产党。1932年3月提升为营长。1934年夏，红六军团在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领下突围转移，张辉被提升为该军团第十八师五十四团团长，率部西征。10月，红六军团到达湘西，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他又率部参加了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调任第十六师四十六团团长。1935年11月，张辉率部随红二、六军团长征。1936年7月，被任命为第六军（即六军团，合编后称六军）十六师师长，于8月进入甘肃南部地区。9月，参加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他和政委晏福生率部英勇作战，连续击退国民党王均部队的阻拦，攻占两当县城。10月初，红二方面军奉命北上，第十六师担任右翼先锋，他率部在天水县李子园全歼王均部队一个连。10月5日，在娘娘坝遭遇王均部队阻击，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6岁。
那一年，我大已经六十四岁，老眼昏花，头发白了，胡子白了，腰杆子弯了。煤油灯下，活像一个枯瘦如柴的老鬼。我妈的唠叨有了新话题：“我说你个老颠盹，人家张辉师长的战友都寻到娘娘坝来了，你那个红军连长的战友咋就寻不来呢？”
“你个女人家，咸吃萝卜淡操心。”
李逢春的历史问题拨云见日后，也给我大的问题带来了转机。上面认为，馒头山史无前例的森林覆盖率，是秦球球勤劳、诚实、艰苦的劳动取得的优异成果，尽管历史问题依然是个谜团，可是秦球球主动、自觉的改造行为广大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事到如今，历史问题可以不再追究。可我大并没有见好就收，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听说，娘娘坝那边要给张辉师长竖碑，能不能捎带着给红军连长也竖一块碑？”
“……”
“那……我还是寻坛子吧。”
也就是说，我大至死也没有停止寻找那个坛子。当年，我大被天水县评为“全县植树造林工作先进个人”，奖励现金一百元。我大断然回绝。我反而对我大的质疑更重了，馒头山上真有他埋的坛子吗？他长年累月这是做啥哩嘛！
有个老汉寻到了馒头山，那时我大正在挖坑换土。来看他的老汉不是当年的红军战士，更不是红军连长的战友，而是李逢春。李逢春说：“这坑，咱老哥俩一起挖，这树，咱一起栽。”
“你这辈子，和我意思差不多，难道也不懂我吗？我是寻找一个坛子。”
“那，咱俩一起寻吧。”
“这坛子，不好寻的。”
“我陪你寻。”
“哇哇——”我大当场号啕大哭，哭得天昏地暗。
我大就是那年离开人世的。按照我大生前的愿望，他被埋在了馒头山上。县里给我大竖了碑，上书“全县植树造林模范秦球球之墓”。郁郁葱葱的柏树林，已经好几百亩了，几乎覆盖了整个儿馒头山，肃穆、庄重、威严、厚实。很多人感慨：“多么像个陵园啊！这么大，全天水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来。”据传，在镌刻碑名的事情上，上面动了一番大脑筋，有人提议务必在“秦球球”三个字的后面加上“同志”二字，有人坚决反对，也有人认为“还不是时候”。
要说坛子，墓碑下还真埋有一个，是李逢春花钱买的。坛子里装有黄表纸一张，上书五个规规矩矩的毛笔字：红军守陵人。我以为是李逢春写的，可他说：“我可写不好那五个字，是请窑沟的一个老汉写的。”
窑沟，容易让我想起当年那个叫花子一样的上门女婿，那个说着夹生天水话的河南人。我想，当年的中年麦客，如今该变成老麦客了吧？
风过处，馒头山——如今的天水县烈士陵园一片浅唱低吟，层层叠叠的柏叶“嗡嗡”作响，像古老而新鲜的天水歌谣，它早已把我大和馒头山有关的那支歌谣湮没了，像叙说另一段百年往事。全县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牺牲的天水籍烈士遗骸均从散落各处的大大小小的陵园搬出，集中迁入馒头山。
我拜访过李逢春：“您断断，馒头山上，到底有没有我大埋下的坛子呢？”
“有。”
“在哪达？”
“就我埋下的那个。”
后记：
1984年2月29日，国家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总政治部《关于解决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称号和生活待遇问题的通知》规定，凡经当地政府确认为西路军流落人员的，在没有发现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下，一般应当给予承认，并统一称为西路军红军老战士。一年后，老樊的真实身份这才浮出了水面。老樊并不姓樊，而是姓范，叫范云清，他就是当年和我大一起掩埋过红军连长的战士之一。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后，范云清随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在倪家营子战斗中被俘，后成功逃脱，一路寻吃讨要到了天水。老麦客——不，老红军范云清告诉我：“你大从来没有埋过坛子。”
（完）
短篇小说《寻找》，作者秦岭，原发《飞天》，《小说月报》2016年第10期选载
来源：小说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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