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2月1日，天水籍诗词大师霍松林先生辞世，享年97岁。《光明日报》2月20日刊发了霍松林三位学生的纪念文章，现予以转载，以飨读者。
天水籍一代宗师霍松林
庭花晚更馨
——霍松林的学术贡献和诗歌成就
□邓小军
霍松林先生是一位有创见的文学理论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苏联学者季摩菲耶夫的《文学概论》(1953年中译版)具有权威性的地位和影响。霍松林先生1957年出版的《文艺学概论》，是1949年后第一部中国人写的文学理论著作。按照季摩菲耶夫《文学概论》的观点，文学形象包括抒情诗形象的基本特征是虚构。但是，中国文学中的大部分诗、史传文学基本特征是写实，只有戏剧、小说和小部分中国诗才有虚构。因此，季摩菲耶夫的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实际不符。霍松林《文艺学概论》提出文学形象的特征是形象思维，而形象思维包括了写实和虚构。
虚构是西方文学的突出特征，西方文学理论以及派生的苏联文学理论以虚构为文学的突出特征，是自然的事。歌德《诗与真》说：“每一种艺术的最高任务，即在于通过幻觉产生一个更高真实的假象。”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二章《文学的基本特征》说：“文学艺术的中心显然是在抒情诗、史诗和戏剧等传统的文学类型上。它们处理的都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想象的世界。”“如果我们承认‘虚构性’‘创造性’或‘想象性’是文学的突出特征，那么我们就是以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济慈等人的作品为文学。”高尔基《论文学技巧》说：“艺术创作永远是一种‘虚构’。”中国文学的主流是诗歌，诗的人文教养作用，来自诗的写实。中国史传文学以《左传》《史记》为代表，作品特征是写真人真事，理论主张是“实录”。
霍松林1956年发表的《试论形象思维》是中国第一篇讨论形象思维的哲学美学论文，文中指出：“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是认识现实的不同形式。形象思维是艺术的思维，艺术家通过形象思维认识现实，用具体的形象表现认识现实的结果。”这是他的文学理论的奠基。在文学形象的特征上，霍松林的文学理论用形象思维取代了季摩菲耶夫的虚构，实际上是取代了苏联文学理论乃至西方文学理论的虚构，从而与苏联和西方文学理论画出了一条分界线，但是符合中国文学实际。霍松林从未全称判断地表示文学形象的特征是虚构，更未表示中国诗的基本特征是虚构，他将虚构限制在戏剧小说等叙事文学的范围内。霍松林指出中国诗局部可能有虚构，同时指出叙事文学可以写真人真事。这表明他的文学理论符合中国文学实际，周全、稳健，而卓有创见。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几乎所有主要著作，都是以虚构、假定、虚幻性作为全称判断的文学形象的基本特征。在文学形象的定义上，霍松林用形象思维取代苏联文学理论的虚构，在当时苏联文学理论极具权威性的情况下，体现出极大的学术智慧、勇气和民族自信心；比较六十年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承袭苏联及西方文学理论的文学形象虚构说，则体现出异常独到的学术创发力和异常深远的学术生命力。虽然因此导致了对霍松林长达十四年的批判，但霍松林并未屈服，足见其学术风骨与豪杰品格。
霍松林是一位有创见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在杜甫研究史上，学界认为，杜甫乾元元年自左拾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的原因，是至德二年疏救房琯触怒唐肃宗，遭到会审和放逐。
霍松林1982年发表的《说杜甫〈曲江二首〉》指出：“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史叛军攻进潼关，唐玄宗逃往四川，长安沦陷”，“(次年)四月，他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奔向凤翔，‘麻鞋见天子’，被任命为左拾遗，接着就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被放回鄜州探视妻子”。“至德二载(757)九月，唐军收复长安，杜甫于十一月回京，仍任左拾遗。《曲江二首》，就是乾元元年(758)暮春任左拾遗时写的。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早就渴望‘立登要路津’，以实现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如今身为‘谏官’，‘正好可以致君’‘泽民’，却为什么把这看成‘绊’身的‘浮荣’，力求摆脱呢？‘从明朝有封事’(《春宿左省》)、‘避人焚谏草’(《晚出左掖》)之类的诗句看，他是给皇帝提了意见的。从‘衮职曾无一字补，许身愧比双南金’(《题省中院壁》)、‘每愁悔吝作，如觉天地窄’(《送李校书二十六韵》)之类的诗句看，他的意见不但没有被采纳，而且还蕴涵着惹祸的危机。到了这年六月，果然受到处罚，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霍松林由史诗互证所提出的这一卓见，补唐史之缺，发杜甫研究史上前人所未发，具有重大意义：第一，杜甫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后，继续谏诤肃宗惹祸，比起早先的疏救房琯触怒肃宗，显然是更为直接、更为重要的原因。第二，杜甫乾元元年六月被贬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七月便弃官华州以表示抗议肃宗之无道，从此直至漂泊以死再也不做唐朝的官。今存杜甫诗集，大半部是作于弃官以后。霍松林揭示出杜甫被贬华州司功参军的直接原因，关系到这一段唐史真相、杜甫品格、后半生命运及对大半部杜诗的了解，因此关系重大。
霍松林是当代重要的诗人，他的诗反映了中国现代史的艰难历程，反映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心灵。
1937年所作七古《八百壮士颂》：“‘中国不会亡’，歌声传四方。八百壮士守沪渎，七层楼上布严防。倭贼冲锋怒潮涌，壮士杀贼如杀羊。倭贼轰楼开万炮，壮士凭窗发神枪。倭贼凌空掷巨弹，壮士穿云射天狼。倭贼围困断给养，市民隔岸投干粮。倭贼纵火火焰张，壮士举旗旗飘扬。激战四昼夜，愈战愈坚强。热血洒尽不投降，以身许国何慨慷！堂堂壮士，壮士堂堂。四夷望汝正冠裳，中华赖汝扬国光。士气为之振，民气为之张。八百壮士作榜样，一曲颂歌传四方。颂歌传四方，‘中国不会亡’！”歌颂八一三淞沪会战谢晋元八百壮士四行仓库保卫战的事迹，黄钟大吕，元气淋漓。其中“倭贼”“壮士”一气直下十个排比句，生动传神地写出八百壮士浴血奋战气壮山河的英雄形象。这是有关中国抗战的诗史，无异为中国抗日战争之纪功碑。类似的诗还有《卢沟桥战歌》《哀平京哭佟赵二将军》《闻平型关大捷喜赋》《喜闻台儿庄大捷》《欣闻日寇投降》等。
1965年所写五律《别邓宝珊先生》：“河声清北户，山色绿南棂。园果秋初熟，庭花晚更馨。谈诗倾白堕，说剑望青冥。屡月亲人杰，终生想地灵。”言有尽而意无穷。1972年所作七律《寄明儿二首》其一：“雪暴风狂忆上营，窑中灯火倍温馨。候门喜我还家早，阅课夸儿用力勤。虎卧龙跳临晋帖，蟹行鴂语学英文。裁诗问字无休歇，谈笑浑忘夜已深。”原注：“余每日天亮出门劳改，黄昏回窑，明儿已等在门口，高兴地说：‘今天回来得还早！’”1999年所作《金婚谢妻七首》其六：“红旗上线罪滔天，狠触灵魂更不堪。停俸抄家余四壁，牧羊涤厕近十年。闺中幸有英雄在，浪里方知砥柱坚。分谤挨批教子女，补衣挑菜抗饥寒。”原注：“《试论形象思维》发表于《新建设》1956年第2期，1966年《红旗》第5期点名批判，无限上纲，我即被‘揪出’批斗、抄家、劳改。”艰难环境中的亲情，是人性的最高体现。2006年所作四言《诗圣颂》，歌颂杜甫，近两千字，超过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字数总和七百余字。其中写杜甫自安史叛乱至贬官华州一段：“安史叛乱，诗人切齿。投主陷贼，谏君忤旨。流亡放逐，一生九死。《月夜》《春望》，血泪满纸。《述怀》《北征》，无愧诗史。两京收复，官复拾遗。忠言逆耳，忧谗畏讥。《曲江》二首，心痛陵夷。留春无计，感慨嘘唏。贬官华州，案牍繁忙。”真是五音繁会，磅礴顿挫。“官复拾遗，忠言逆耳”，“贬官华州”，将自己学术之重大创见，融入歌颂杜甫之皇皇巨制，真是别开生面。
(作者：邓小军，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代骚坛唱大风
□尚永亮
丁酉岁初，业师霍松林先生安然走完了自己人生的97个春秋，与世长辞，驾鹤西归！这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更是我们这些受业弟子的重大损失。
霍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更是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和蔼可亲的师长。自从1949年于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他即投身高等教育事业，至今已70年。他所教育、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人们常说的“桃李遍天下”，用在先生身上，应是最为恰当的。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先生滋兰树蕙，先后培养出近百名硕士和博士，霍门弟子分布国内多所高等学府，占据方面，术业有成，成为一支重要的学术力量。可以说，先生将他的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他是教书育人的典范。
霍先生是甘肃天水人，性格中饱含西北人的豪放大气，以及因浓厚学养而形诸辞色的儒雅典重。他的学术活动和教学生涯，从一开始就以西北为中心，影响辐射全国。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中，霍先生虽历经风雨，却矢志不渝，为陕西师大中文学科的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很难设想，如果没有霍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声誉作基础，陕西师大的古代文学学科能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即在西北地区率先获得硕士学位点和博士学位点，并通过此后的持续发展，成为今日的国家重点学科。几十年来，学界友人提及西北、西安、陕西师大的知名学者，几乎毫无例外地首先称道霍先生，即使海外学者，虽不熟悉西北或陕西师大的情况，但一提起霍先生，却大都久闻其名而频频致敬。从这个角度说，霍先生执教西北和陕西师大数十年，是对这块古老土地和知名高校的回报；而西北和陕西师大有了霍先生，则无疑大大增加了它的学术含金量和知名度。
“千秋书史开新派，一代骚坛唱大风”，这是霍先生为纪念于右任诞辰所撰八尺巨幅大联，某种意义上，此联也可视作先生学术、创作、书法活动的概括。霍先生是集多种知识和才能于一身的文化大家。他首先是一位学者，从先秦至明清，他对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烂熟于心，多有染指，探赜索隐，史论结合，着述早已等身。其出版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文艺学概论》，筚路蓝缕，首开国内文艺学研究之先河；他在唐宋诗文及明清戏剧小说等研究领域的多向度开掘，亦卓有建树，引领一时风气。1982年春，霍先生首发倡议，广邀海内外专家学者，在西安召开了第一届唐代文学研讨会，并先后出任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为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霍先生又是一位诗人，著名唐诗专家程千帆先生认为霍先生的诗“兼备古今之体，才雄而格峻，绪密而思清”。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创作《卢沟桥战歌》《哀平津》《闻平型关大捷》等诗词始，或写怀纪事，或感时托兴，真切地记录了民族的苦难和个人的沉浮。一部《唐音阁诗词集》，大笔如椽，宛同诗史，用钱仲联先生的话说，其“忧时感事，巨构长篇，含咀昌黎以入少陵，此其所以为豪杰之士也”。因创作上的成就，霍先生被中国作协列入“抗战时期老作家”名单，并数度荣获“以笔为枪，投身抗战”奖、“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最具影响力诗人奖”等荣誉。霍先生还是一位书家，他的书法，转益多师而融会贯通，血浓骨老，神完气足，朴拙中不乏秀逸，劲气内敛而具飞动之势，渗透着浓郁的文人气息，在当今书坛别具品格和神韵。
学问、诗歌、书法，三者分立而相辅相成，使霍先生成为学者型诗人，诗人型学者。因了学问，霍先生的诗歌创作和书法技艺得到了深厚的文化支撑，而因了诗歌、书法创作，先生的学问得到了实际的印证和多向度的开展，也使得他的唐宋诗词鉴赏、阐释总是来得那么细密妥帖，感同身受，充满“了解之同情”。这是一种学养，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知识结构的综合构建和历史文化精神的结晶。当年从学之日，霍先生曾一再以孟子的话告诫我们：“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他对现实的关注，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对自我品格的自觉砥砺，以及由此发乎外的胸襟、器局、格调，都在其诗、书、文中有所体现。似乎可以说,在霍先生身上，既呈露出学者之严谨，诗人之敏锐，又具备智者之眼光，仁者之情怀。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民国元老于右任先生即称其为“难得的人才”，著名老诗人陈颂洛亦赞其“二十解为韩杜体，美才今见霍松林”。数十年后，学界鉴于其多方面的文化成就，更多誉之为“文坛泰斗”“一代宗师”。从这些评价和赞语，可以约略见出霍先生之充溢才华、治学路数、文化成就和精神气象。
松涛如海，林木常青，先生一去，大树飘零。就在春节前几天，霍先生还通过视频，向各位霍门弟子贺年，并与我们约好，在百岁寿庆之际与大家相聚。孰料苍天未遂人愿，旦夕之间，霍先生就匆迫地离开了我们，这怎不令我等门人心颤神惊，五内如焚！昔日有先生在，我们遇到各种问题还可随时请教，而今先生撒手尘寰，天人永隔，我们再有疑难可问谁？先生平日喜望南山，最爱唐音，曾榜其居曰“见山楼”“唐音阁”，如今终南依旧，楼阁已空，睹景思人，回想当年趋侍帐下的历历往事，我们内心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
(作者：尚永亮，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生只做三件事
□孙明君
2010年10月霍先生90寿辰之际，我写过一首贺寿小诗，诗中有这样几句：“年少初闻夫子哲，长安十载始登堂。关西孔子杏园盛，陇上樊迟书囿荒。”这里的“关西孔子”喻松林师，“陇上樊迟”是自喻。霍先生系甘肃天水人，我的故乡在甘肃静宁。天水与静宁之间只隔秦安一县。1980年我考取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对“师范大学”不满意，中学班主任刘浚老师说：“陕西师大有一位霍松林先生，是甘肃天水人，他的道德学问知名天下，你能够去这样的学校跟随霍先生学习是你的福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霍先生的大名。那年秋天在开学典礼上，我第一次遥望到主席台前的霍先生。1990年我考取霍先生的博士生，距离初见霍先生已经十载矣。录取之后我登门拜访霍先生，先生对我说：“你是我招收的第一个甘肃弟子，一定要踏实学习，为家乡争光。”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名为《汉末士风与建安诗风》，1995年在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霍先生在序中写道：“初秋入学，我发现他还缺乏撰写学术论文的实践，因而对学位课程的学习和学位论文的撰写进行了具体指导，提出了严格要求。”岂止是缺乏撰写学术论文的实践，更严重的是我缺乏献身学术的理想，只想通过读博改换一下工作环境。经过霍先生耳提面命，谆谆教诲，我逐步端正了学习态度，三年后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霍先生在序中指出：“这篇论文还存在着不足之处。最明显的是：论士风是为了更好地论诗风，论诗风应该是全文的重点；但论士风的比重偏大而论诗风的比重偏小，对建安诗歌的艺术分析尤嫌粗略。当然，学术修养和写作功力，都需要日积月累，逐步提高，不可能一步登天，明君初逾而立之年，风华正茂，倘能勤学苦练，精进不已，必将取得卓越的成就，为祖国的学术事业作出较大的贡献。”霍先生对我既有严厉批评，也有殷切希望，为我指出了向上的道路。毕业之际，听师母说，有一家用人单位的领导来考察我，在征求导师意见时，那人对霍先生说我发表的论文太少了。霍先生听后很不高兴，对那人说：“他年纪尚轻，不用急于发表论文。”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招收首批博士后，我有心报名，把想法告诉了霍先生。霍先生不仅大力支持，还给前来主持答辩的南开大学王达津先生介绍我的情况，两位先生分别为我写了推荐信。这样，我有幸在1993年秋天去北京大学跟随陈师一新先生学习。余生何幸！先后从师于松林先生和一新先生。霍先生序中还说：“我国的学术研究，有文史哲不分家的优良传统，研究文学而不具备深厚的哲学、史学修养，便很难取得丰硕的成果。”“从事学术研究，既需要博览群书，吸取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又需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切忌毫无主见，人云亦云。”我虽然驽钝，但多年来仍努力沿着导师指引的道路前行。离开霍先生之后，每每写信或打电话给先生请安，先生都要问到我的学业进展。2001年，陕西师范大学隆重举行霍松林先生八秩华诞暨从教六十周年纪念会，霍先生指名让我代表弟子发言，这是对我最大的信任和鼓励。
1993年夏，我告别唐音阁，走近未名湖，迄今过去23年了。两位导师先后遽归道山，我也已经年过半百。回顾自己的学术之路，马齿徒增，一无所成，愧对两位大德恩师的栽培。
学界誉霍先生为海内儒宗、学林泰斗、一代宗师、诗坛盟主、书界名家。霍先生去世后，各界人士纷纷撰写诗文，寄托哀思。首都师范大学邓小军教授《哭松林师》云：“溥天之下无遗老，数十年来文在兹。”引《论语·子罕》典，以孔夫子的“斯文在兹”喻霍先生。西北大学李浩教授挽联云：“承孔孟教，怀千岁忧，继往开来，河汾续命振木铎；与李杜友，享期颐寿，超凡入圣，华夏谁来弘唐音。”将霍先生比为隋代大儒王通。两位先生高度肯定霍先生为传承儒家文化所作的贡献。
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霍先生一生奉之为座右铭。青年时代，于右任先生称霍先生为“我们西北少见的青年”，他曾经教导霍先生说：“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诗文书法皆余事耳。然余事亦须卓然自立，学古人不为古人所限。”于右任先生的诗文书法卓然自立，霍松林先生诗文书法也卓然自立。然而，诗文书法在他们眼里只是余事，更重要的是“以文传道，以文化人”。他们的诗文书法因为灌注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而生动、深刻、大气。霍先生说自己一生只是在做读书、教书、写书三件事。这三件事其实不可截然分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相通之处就在于灌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
读书，霍先生12岁前已熟读《四书》《五经》，后来涉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美学、诗学、词学、曲学以及文学理论批评史等多门学科。《论语·述而》子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也是霍先生晚年生活的写照。
写书，仅2010年出版的《霍松林选集》十卷本，就多达6135千字。霍先生以自觉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其《文艺学概论》被誉为我国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奠基之作。其古代文学研究著述宏富，在义理、辞章、考据方面都取得了杰出成就。其诗词题材丰富、寓意深邃、艺术高超，足以垂范当代。
教书，霍先生从“中央大学”毕业之后即投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自1979年以来，霍先生培养了20多名硕士和70余名博士，形成了学界有名的“霍家军”。听过霍先生课程和讲座的学生不计其数。霍先生一生忧国忧民，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具有出众的才华、学识、品德和气节。霍先生告诫弟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要求弟子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树立远大志向，热爱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做中国文化的守望者。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霍先生虽然已经仙逝，他传递给我们的人文精神之火，不应该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熄灭。
(作者：孙明君，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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