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张翎：“我与张爱玲仰看世界的角度不一样”

前天，华裔女作家张翎和读者一起度过了一个纯文学的下午，此次相聚缘于其长篇小说《流年物语》、中短篇小说集《每个人站起来的方式，千姿百态》出版首发。在活动结束的时候，张翎很认真地鞠了一躬，她的诚恳和庄重，也由此透露了出来。

　　谈新作

　　写带疼痛影子行走的人

《流年物语》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讲述了大时代的流年中，两个家族三代人之间的中国式家庭生活。该作更是关于贫穷和恐惧、假象和真相、欲望和道义、坚持和妥协、追求和幻灭的故事。

这部作品的创作，源自张翎故乡女友的故事和多年前的一桩风闻，“我想写一个被母亲不情愿地拽进成人世界里的小女孩，和一个能以钢铁般意志管辖自己上半身却永远败给了下半身的男人。”她总结说，《流年物语》更是关于贫穷的记忆，“我把贫穷想象成疼痛，贫穷早已消失，但疼痛永远存在，我写的是带着疼痛影子行走的人。”

另一部作品《每个人站起来的方式，千姿百态》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了张翎最新力作《死着》，以及其重要代表作《余震》《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雁过藻溪》。

《死着》讲述了由一场车祸引起的茶叶公司、交通大队、医院等多方力量的博弈，在亲情、爱情、社会责任、利益的纠葛下，在生与死的危急关头，人性被层层剥开。张翎提及，她和朋友商量了半天书名，最后没有想到和余华长篇小说《活着》是个蛮有意思的对应，就像是对他的致敬。

对于张翎来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她新近创作的《流年物语》和《死着》都有对固有想象力边界的突破。尤其是《死着》，意味着久居海外的她首次尝试写中国当下生活，“希望我这个局外人的看法，有时也让你们吃一惊。”

　　说写作

　　关注点更多放在故事上

张翎坦言，她对当下中国并不十分了解，很多时候更像是个过客。朋友们安慰她说，她具有国际视野，但她知道，实情是她处境尴尬。

张翎久居加拿大多伦多，她说对那个地方很难有贴心贴肺的感觉。至于国内呢，她也与当下中国、与读者、与出版市场有阻隔，“我无论回来多少次，都难混得脸熟。”

但另一方面，这种状态也让她获得了写作上的优势。张翎谈起她在巴黎卢浮宫观看名画《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凑近了看，满是斑斑驳驳的颜料，看不出有什么好。导游提醒她一定站远了看。当她退后几步的时候，才在内心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这就像我的写作，回望家乡故土，尽管失去了局部感觉，但更有了整体感觉。”张翎说，因为有这样的距离，她获得了理性的审美空间。

作家莫言曾评价张翎的写作“大有张爱玲之风”，现场读者也问及她与张爱玲的不同，张翎谦虚地回答：“她的语言天赋比我不知高多少。”她爆料说，从来没仔细锤炼过语言，老天爷知道她一点儿也不卖力，其关注点更多放在故事上，“我写《流年物语》其实是用减法，大量删掉形容词和比喻，我要和它们打架、宣战。”

事实上，张翎认为自己和张爱玲仰看世界的角度也不一样，“我们都描述了漫长隧道的黑暗，但我们两个人描述的方法不同。即使我们在描述同一条隧道，我隐隐约约觉得这条隧道有缺口。和张爱玲不同，我疼到一定程度，还会给自己止痛药，因为我有时承受不了疼痛，想狠又狠不下来。”对谈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也提到，读张爱玲和张翎的作品，读者都能感受到作品中人物对生命的阴冷态度，所不同的是，张翎会让读者看到人性中的脆弱，有更温暖、更真情的一面。

　　聊改编

　　《死着》还将由冯小刚拍电影

在对谈环节，作家笛安谈及观看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感受。她说，剧中母女相见的大团圆结尾，让她觉得不舒服，“我有一种直觉，张翎老师的原著《余震》应该不是这样写的。”当然，《余震》果真也不是这样结局的。

而张翎也回忆起，她曾经看过《唐山大地震》还没剪辑好的片子，并针对电影大团圆的结局，对导演冯小刚表示过不解，“小刚看了我一眼说：姐姐，你非得不让她们团聚吗？十三亿人不干的。”时过境迁，对这部曾经热映的电影，张翎如今袒露了真实的内心，“善良的我说，她们见了。真实的我说，她们没见。”

关于《唐山大地震》电影和小说，张翎做了一番充满艺术情调的对比，“两者尽管核心的东西一样，但又是那么不同。小说色调是时青时蓝的调子，电影是偏红偏暖的，相互之间没法比较，就像无法比较橘子和苹果一样。”

张翎的小说《死着》又被冯小刚相中了，他将把这部作品改编成电影。张翎相信他是能给人带来惊喜的人，并强调说：“我写完小说最后一个字，就已经完全切割了。这是我养大的女儿嫁了，接下来就是婆家的事。她大了，要自己独立成长，就由不得我了。”她告诉大家，写小说是她唯一有自信做下去的事情，“我不懂电影，要交给懂的人去做。”

记者 路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