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器官捐献移植，连接生死。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器官移植的“春天”还倏忽来到。对于不幸离世的器官捐献者来说，他们的生命在陌生人身上得以延续；对于接受捐献成功移植器官的人来说，他们重获新生。器官捐献移植的链条中，每一个环节中的人物，包括捐献者、协调员、分配系统设计者、移植医生、接受移植的病人等等，都是连接生死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更详细报道请看>>生死“器”约
受捐者正在进行肾脏移植手术。（吴家翔/摄)
中国器官：十年磨一剑
自动播放开关 自动播放 2015年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
2016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早在几个月前，黄洁夫就已经开始准备提案。这个以推进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发展闻名的全国政协常委、原卫生部副部长，一如既往地将自己最核心的关注点，落在“器官捐献”上：他将提议，把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范围。
在过去的2015年，黄洁夫刚刚获得两个大奖：顾氏和平奖、吴阶平医学奖。这两个奖，一个被誉为亚洲的诺贝尔和平奖，一个被誉为中国医学界的诺贝尔奖，黄洁夫先后获得这两个大奖的主要原因一样：他在推进中国器官移植发展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2015年被誉为是中国器官捐献移植实现“里程碑式”转型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这是包括黄洁夫在内的中国移植界医生的梦想。事实也证明了黄洁夫当初的预言：告别死囚器官依赖，不仅不会造成器官短缺加重，反而会促使更多公民自愿捐献器官——去年，中国公民器官捐献数量大幅提升，共完成器官捐献2766例。2014年世界排名第二的巴西完成了2713例。
“同时，这也是我们器官移植存活率最高的一年。”1月21日，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黄洁夫告诉笔者。
而此前，黄洁夫刚宣布自2015年1月1日起停用死囚器官时，“也有一些好心人，问我说会不会停掉死囚以后，中国器官移植就走下坡路了？甚至有一些人说中国器官移植的寒冬时间到了。我就告诉他们，是春天到了”。
2015年以事实证明了“春天”的到来：国际移植界曾发布对中国移植界的“三不”政策宣告结束。本来，因为使用死囚器官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移植界共同遵守的伦理准则，中国移植界一直面临“三不”：不承认临床移植成果；不允许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临床器官移植文章；不同意中国移植专家加入世界移植组织。2015年10月，在韩国首尔召开的全球器官捐献移植大会上，中国正式加入器官移植国际组织。
中国公民捐献例数迅速增长，各地的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发展迅速，官方也开始放手大力支持。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庄一强透露，2015年底，国家财政拨了2000万元给基金会，用以运营基金会管理的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以下简称COTRS）。
器官是关乎生死的稀缺资源
一年实施近12万个器官移植手术——这是世界卫生组织调研得出的2013年全球器官移植情况。“但这只能满足不到10%移植等待者的需求。”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COTRS系统设计者王海波告诉笔者，这意味着，全球一年起码要做120万台器官移植才能满足全球器官移植的需要，而之所以没能满足需求，最关键的是可供移植的器官稀缺。
中国需要多少器官？尽管2015年完成的器官捐献例数，甚至超过以往历年捐献例数的总和，但显然仍然严重地供不应求。COTRS系统科研部主任、数据总监江文诗给出的数据是：截至2015年12月31日，系统上肝脏移植有2000多人在排队，肾脏移植有2万多人在排队。这是扣除了去年已经成功接收移植后，仍在等待重生希望的人数。
等待者仍在持续增加。江文诗举例说，2015年，中国成功完成肝脏移植2000多例、肾移植5367例，但2015年肝脏移植需求者新增4000多人，肾脏移植需求者新增了1万多人，供需差距进一步扩大，“最长的等待名单肝脏移植就有500多人同时在同一家医院等，肾脏移植就有2000多人在同一个医院等待接受移植”。
在黄洁夫看来，资源越稀缺，越凸显出两个问题的重要性：一，如何保证资源来源；二，如何界定谁能获取这种资源。在过去的十年里，解决这两个问题构成了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发展的核心脉络。尤其是保证活水源头，成为整个事业的基石。
生命的礼物
唐宾（化名）一家度过了最难熬的一次新年。两年下来，他已经习惯了伴随着炮竹声和新年钟声的，是活蹦乱跳的“小不点”甜甜的笑声。但就在2015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两岁的女儿“小不点”，在一次车祸中受了重伤，最终被判定为脑死亡。如果说还有一点能令他们在绝望的时候略有慰藉的，那就是“小不点”的生命，已经在若干名陌生人身上得以延续。（吴家翔/摄)
2015年平安夜8点多，如往常一样，徐明抱着“小不点”在离家不远的一个药店门口玩。“他要跟另外一个小孩子玩，非要下来。”徐明回忆，下来之后，两个孩子跑到隔壁的一个小超市，超市门口正停着一辆车。
“我还以为她是想要买什么零食，可是没多久她就跑出来，到停着的车前面玩。”徐明说，这时，司机也回到车上，迅速点火启动，径直开了出去。陈明心里一惊，知道大事不好，虽然几米之遥，但他已来不及阻止一切。
等到车辆因为感觉异样，停在几米外的小坡上时，“小不点”已满头是血，倒在地上。
虽然第一时间送到当地医院抢救，但由于伤及头部，“小不点”伤势严重，最终住进了东莞东华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轮流守护的家人，盼着奇迹发生。可是每天等来的都是医生的无奈摇头。
在病房外，徐霞偶然看见了摆在架子上的红十字会关于器官捐献的宣传册。“她就拿自来仔细看了看。”徐明回忆，但当时，因为还抱着对挽回生命的期待，大家都没有萌生关于器官捐献的想法。
直到徐霞知道了女儿生命已无法挽回时，她又想起了宣传册上的内容。徐明一家人同意了徐霞的决定：把器官捐献出来，“有用的用一下，我们也高兴一点，为社会做一点点贡献”。
跟医院说了自己的想法之后，医院联系了红十字会的协调员，很快，当天他们就把捐献的手续办好。元旦前，“小不点”被转院至器官获取和移植技术十分成熟的黄埔医院。
虽然黄埔医院仍尽力挽救，但最终，2016年元旦，噩耗最终来临。“小不点”的生命旅程结束了，而她的器官也迅速开始挽救他人生命的旅程。
对于已经发生的悲剧，这个来自湖南永州的朴实打工家庭，像许多从乡土中走出的人一样，以最坚韧的态度去面对。
他们互相几乎不以言语相安慰，只是咬着牙，依旧在东莞打着工，依旧顽强地生活着。有时翻看手机里“小不点”欢乐的视频，触动柔软之处，泪流难止；有时难免想起，“小不点”如此聪明，自更小时候告诉她鞋子别穿反之后，她再没穿错过一次；有时会想着“小不点”擅长唱歌跳舞，只喜欢跟大一点的孩子玩；有时候期盼着打开家门，“小不点”跑过来殷勤地抱着大腿，不肯撒手。
也有时，徐明会想一下，“小不点”救了几个人，那些人过得好不好，“但只要活着，也能开心点”。
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肝胆外科主任霍枫接触的新生者更多。仅2015年，他参与的肝脏移植手术便有70多台。
至今他仍清楚地记得10年前，广州总医院做的第一例器官捐献。2006年，医院一个脑瘤病人手术后，颅内有了并发症，最后处在脑死亡状态。病人家属主动提出来：捐赠器官。
“当时我们都还不太了解这项工作，也不知道行不行，最后通过医院联系了很多部门，完成了器官捐赠。”霍枫回忆，这个捐赠者一共捐出了9个器官组织，挽救了9个病人，“肝脏，两个肾脏，两个肺，一个心脏，另外他的角膜移植给了三个病人”。
在COTRS系统还未问世的当年，霍枫打电话一个个去联系，最终成功完成分配和移植。现在，10年过去了，那9位赢得生命礼物的人，至今仍然健康地生活着。霍枫计划，2016年，移植成功10周年时，要把他们请回医院来，向公众再次宣传一下器官捐献和移植的价值。
类似的针对“器官”这个生命礼物的活动有许多。广东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副主任李劲东说，每年都会有专门针对器官移植者的移植运动会，非常令人振奋，“甚至有媒体报道，有的器官移植者，还登上了珠峰”。
在霍枫看来，这自然要首先感激那些器官捐献者及其家属。但作为一名移植医生，他也注意到，不仅器官捐献的观念需要宣传普及，器官移植也需要更多人深入了解，“这才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霍枫介绍，实际上，现在的移植技术发展迅速，像肝脏移植，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肝脏移植以后，发生的急性或者是慢性的排斥反应还是比较低的，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医护人员正准备将捐献者的肝保存好然后按照COTRS系统的分配送往受捐者的医院。（吴家翔/摄)
但是，很多患者和家属对于器官移植不了解。“咱们国家要做移植手术的病人很多。”霍枫说，但他们常常不了解几方面内容，一个是怎样能够有效地比较快地获得器官移植的机会，另一个是应该尽早地准备器官移植，不要错过移植的最佳时机。
“要多家医院去登记，这个就是一个窍门。”霍枫举例说，各家医院的排队情况不一，而我国是允许患者在多家医院排队等待器官移植的。
至于移植时机，霍枫分析，很多病人往往是到了最后无路可走的时候，才下决心做器官移植。霍枫认为，“如果我们预测这个器官最终不可避免地要走向中末期，应该预留一段时间，等待合适的供体器官，让这个病人在一个比较高的时机来做这个手术，否则，如果等到病情严重恶化，导致其他器官的损害发生，可能就会错过好机会。”
“毕竟，有人献出了器官，我们当然希望，这个礼物最终不被浪费。”霍枫说。
撰稿/王怡波 摄影/吴家翔 视频/张慧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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