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与崔琰》：浮出历史的人性博弈

渴慕权力、猜忌成性的曹操，傲岸不屈、品行高洁的崔琰，善观时局、小心翼翼的华歆，22年前，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捉刀人》把这三个性格迥异的人物并置在一起，呈现了一幕权力与人性交织的历史大戏。如今，当年执导该剧的林荫宇，带领着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2012级本科班的年轻学子们再次将该剧搬上了舞台。虽说是同样的故事，熟悉的人物，不变的结局，但此次重排却在导演独居匠心的剧名——《曹操与崔琰》转换中，多了一些新意与沉淀、思考与超脱。

一直以来，如何有效平衡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往往成为评价一部历史剧思想蕴涵、艺术水准高低的重要尺度。而在创作实践中，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在“古为今用”的惯常思维下，又时常成为创作者观照现实、感喟世事的重要载体。20世纪90年代初的《捉刀人》同样无法摆脱这样的创作因袭。然而，当《曹操与崔琰》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一种阅尽历史沧桑后的超脱感油然而生，历史人物不再是幽暗时空中的封闭存在、宏大叙事主题覆盖下的符号，而是浮出了历史的地表，向着人性回归。可以说，在美学追求和人性开掘上，《曹操与崔琰》更似于莎士比亚的悲剧，是人性的悲剧、性格的悲剧。这尤其体现在曹操与崔琰的塑造上。

剧中，一代枭雄曹操大权在握、霸气外露，可在“志在千里”的英雄光环背后，他又是一个集各种人性复杂与纠葛于一身的人。他的坚韧意志、权术阴谋推动他抵达了权力的巅峰，但对于握在手中的一切，他却犹如登上了一辆无法驾驭的马车，被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自我操控着、摆弄着：他爱才、任人唯贤，可是并不惜才，“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为权势可以抛弃情义；他有善心、奖惩鲜明，可并不能以诚待人，猜忌成性，小气狭隘；他爱美、重视仪表，可偏偏自己“威武有余，俊秀不足”，惟恐落在他人之下，留下笑柄；他有权威、处事果断，可情绪反复无常，令人无法招架。正是这些人性中相互掣肘的因素，让曹操的形象更接近于真实的人，表面上坐拥着权力乃至既得的利益，享受着现实的荣耀，实则被恶所拖累，丢掉了人性中最真、最善的东西。当然，剧作也给曹操留下了一些东西，它们是孤独、恐惧与脆弱，这些在不经意间将他引向了人性天平中悲剧的一侧。

相较曹操，崔琰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高贵得不近人情。他没有曹操人性深处的复杂与变异，而是以单向度的性格支撑从一而终，并在剧中时时作为曹操人性恶的对立面出现。曹操嫉恨的俊美、才情、女人，都在崔琰身上得到了一一对应，这也恰恰是崔琰的悲剧所在。在一个激烈变动的时代，崔琰的高贵与尊严无处安放，是委曲求全还是坚守到底？崔琰命运走向揭示的不仅是道德与现实的困局，更是人的价值与社会存在的困局。

谈及此次二度创作，林荫宇表示，“舞台上的历史想象，只是一种艺术虚构，我们讲述的不是一个封闭的历史故事，而是一个有着无限阐释空间的历史寓言”。从封闭走向开放，林荫宇通过剧情与历史的双重“松绑”，与时俱进地赋予舞台空间多重、写意的审美意蕴。大幕拉开，舞台后方巨大的方形台阶与四根高度不同的宫殿圆柱，给观众造成了心理的压迫感。随着人物登场和场景的变化，这种压迫感形成的不和谐状态，逐渐又变成人物内心多种力量博弈的表征，暗示着性格的尖锐对立、矛盾的不可调和。

与舞台空间上的神秘、紧张关系对应，声音和意象成为林荫宇营造舞台氛围、外化角色内心的主要手段。前者以技术化的方式呈现，形成了一种叙事节奏上的间离效果。比如贯穿全剧的鼓点声，它时而出现在崔琰的舞剑中，时而闪现在曹操的内心活动中，对应着人物心理的每一次细微变化；三次出现的跺步声，犹如空谷足音，它以急促的步伐展现着历史的更迭，似乎在提醒观众，莫忘从历史中“走出来”，昨天的历史也是今天的现实。后者以幽魂的形象参与表演，带来了一种形象表达上的间离效果。这些幽魂有造型夸张的荀彧，也有以群体面貌出现的朱衣人，特别是朱衣人的形象。开场时，昏暗的灯光下，十来个朱衣人的黝黑身影如同幽灵冤魂般向曹操逼迫而来，得胜归来的曹操在朱衣人的逼迫下，从大气凛然转向狂傲，进而疑惧，最后狂躁，情绪濒临失控；剧终时，还是那十来个朱衣人，他们从舞台的周边游移上场，围困住惊恐、慌乱中的曹操，并裹挟着死去的崔琰一起消失在了天幕深处那片无头的盔甲队列中。舞台上，林荫宇让朱衣人始终成为曹操心中挥之不去的魔障，并作为他心理外化的力量存在，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制造舞台的神秘感，展现曹操人性之复杂与险恶，而是意在揭示这种人性背后的精神分裂与道德苦痛，展示历史进步与个体牺牲、崇高伟大与罪恶渺小之间那无法避免的抉择与冲突。当剧终留在原地的曹操，随着魏军渐强的军歌声，面色逐渐恢复，且以坚毅的表情注视未来时，那种穿越历史的苍凉感、悲剧感，那种从历史中间离而出的警醒、顿悟，在这一刻得以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