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唐·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写道:“太皞庖羲氏,风姓。代遂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生羲于成纪(今天水)有圣德……”。伏羲是我们中华五十六个民族共同敬仰的人文始祖和创世英雄,每个中华儿女的血液里都遗传着伏羲和女娲的基因,13亿中国人和3500万海外华人从思想感情深处认同自己的老祖宗就是伏羲、女娲,中华民族儿女都是伏羲女娲龙的传人。
文化二字,文化中的“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司马贞《三皇本纪》“旁观鸟兽鱼文”中的“文”。《易· 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称:“五色成文而不乱。”《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叉”均指此义。在此基础上,“文”又有若干引申义。其一,为包括语言文字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尚书· 序》所载伏曦画八卦,造书契,“由是文籍生焉”,《论语· 子罕》所载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是其实例。其二,由伦理之说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之义,与“质”、“实”对称,所以《尚书·舜典》疏曰“经纬天地曰文”,《论语·雍也》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三,在前两层意义之上,更导出美、善、德行之义,这便是《礼记·乐记》所谓“礼减而进,以进为文”,郑玄注“文犹美也,善也”,《尚书·大禹谟》所谓“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曰鹏”。《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黄帝内经·素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等等。归纳以上诸说,“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同时“化”又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
“文”与“化”并联使用,较早见之于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易·贲卦·象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段话里的“文”,即从纹理之义演化而来。日月往来交错文饰于天,即“天文”,亦即天道自然规律。同样,“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即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纵横交织的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构成复杂网络,具有纹理表象。这段话说,治国者须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又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当止。在这里,“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以文教化”的思想已十分明确。
西汉以后,“文”与“化”方合成一个整词,如“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文选·补之诗》)。这里的“文化”,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因此,在汉语系统中,“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它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本属精神领域之范畴。随着时间的流变和空间的差异,“文化”逐渐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成为众多学科探究、阐发、争鸣的对象。
文化的内涵是什么?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包括交通工具、服饰、日常用品等,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分别指生活制度、 家庭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它们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包括文学、哲学、政治等方面内容。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而今天我所讲的是伏羲文化。
伏羲文化是指在原始社会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即距今八千年到一万年前新石器时代),以伏羲为代表的远古先民们以八卦易道为主体,“和合”的整体思维为指导创造的辉煌灿烂的远古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总和及对后世的滋育。是中华民族文明之灵魂,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多元一体中“一体”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感召力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刚健拼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强大动力。她犹如一棵扎根于中华神州大地的参天大树,吮吸宇宙、日月、天地、万物之灵气和精华,滋育着世世代代中华民族龙的传人的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绵延不断。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和源。
远古伏羲农耕文化分两个时期,即原始农耕文化和传统农耕文化。农耕文化生产和发展过程文化是基础。目的是满足先民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衣、食、住、行),它决定人们生存方式,易辞:“生存有常,生存有序,生存有道。”“同人于野。和兑吉。”
在原始社会,妇女们长年累月地从事采集,通过不断地观察、摸索,她们发现种子落地后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生产出更多的植物。这些种籽主要有稷、粟、黍、油菜籽。经过长时间试种,人们逐渐学会了栽培作物。伏羲总结他们的经验,培育和推广稷、粟、黍等农作物的种植。
在原始的自然条件下,采用简陋的石器、棍棒等生产工具,从事简单农事活动的农业。使用石器工具从事简单活动的农业。传说伏羲氏“茹毛饮血,结网罟,以畋以渔”,“教民养六畜,以充牺牲”。由采集、狩猎逐步过渡而来的一种近似自然状态的农业,属世界农业发展的最初阶段。其特征是使用简陋的石制工具,采用粗放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刀耕火种是原始农业的耕作技术。这种耕作技术在近代一些民族中仍然保留下来。中国长江流域地区在唐宋以前的很长历史时期里也都保留了这种耕作方式,称为“佘田”。 宋人范成大在《劳佘耕·并序》中提到:“佘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粪,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山多硗确。地力薄则一再斫烧。始可艺。春种麦、豆作饼饵以度夏。秋则粟熟矣。”所谓“刀耕火种”就是山民在初春时期,先将山间树木砍倒,然后在春雨来临前的一天晚上,放火烧光,用作肥料,第二天乘土热下种,一般是二,三年之后,土肥就已枯竭,就不能再种植了,而不得不另行开辟新地种植。这种耕作制即原始生荒耕作制,后人又叫“迁移农业”,“游农业”。
原始的刀耕火种人们使用的工具更为简陋一些。据考古出土的一些实物来看,原始农业使用的工具主要有石铲、石刀、石斧之类,这些都是用来砍伐树木,点播和收割农作物之用,伏羲改进并创新的石刀、石铲等农用工具。相传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烈山”就是放火烧山,柱,实际上就是挖洞点种的木棒,后来发展为木耒。实行以简单协作为主的集体劳动。大约在距今1.8——1.3万年前,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出现了成熟农业。
大地湾的原始农业在一万多年以前,就脱离了早期的刀耕火种阶段。而已由“原始生荒耕作制”阶段,进入了所谓“锄耕”或耜耕”的“熟荒耕作制”的阶段。伏羲发明并改进新的生产工具:耒耜,推动了新型熟荒耕作农业,从点播发展为撒种,种植面积随之扩大。加之兴修水利,治山平水,从人工提灌到拦河引水浇地,产量倍增。农业获得空前发展。改变了迁移农业,人们由流动到定居生活,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关于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的传说,古史多有记载,如《周易》说:“神农氏作,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拾遗记》说:“时有丹雀衔五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白虎通》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此外,《淮南子》上记载有“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和“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等功劳。
然而,秦安大地湾遗址的考古成果,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神农氏并不是中国农业的创始者,早在一万年前,中国农业就已经在西北地区渭河上游的大地湾产生了。1980年,大地湾考古工作队在第四发掘区T303内,发现了仰韶文化房址F374.同时还在该房址西南角下面,发现叠压着一个较大的坑。坑的口部略呈圆形,底部较平,口径3.3米~3.9米,底径4~4.2米,坑深1.34米,坑口距现存地表3.3米。清理发现,这个被命名为H398的大坑,除了出土11件陶器和骨器、3件磨制石器、近千片陶片和200余块打碎的石块,坑底还发现了许多木炭和少量炭化的植物种子。植物种子经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刘长江先生鉴定,认为分别属于禾本科的黍(俗称糜子)和十字花科油菜。
这是一项惊人的发现!它以无可争辩的实物证据表明:“以大地湾遗址为核心的清水河谷是中国最早的粮食和油料作物的种植地,也是中国旱作农业植物黍和稷的发祥地,它无疑是中国农业文化起源地之一。”大地湾遗址出土的炭化种子不仅在我国出土的同类标本当中时代最早,并且与国际上发现最早的希腊阿尔基萨的同类标本时代相当。史学界普遍认为,大约在距今1万年前,人类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其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农业的肇始和家养动物的产生。国际农史界通常认为中国黍源于外国。大地湾炭化黍的发现不仅否定了这一谬论,而且确认了中国西北黄土高原不仅是中国最早兴起农业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产生农业的地区之一。这是中国先民对人类的一大贡献,这一贡献将我国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时间推前了1000多年。
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生产工具不断得到改造。耒的形状也由原来仿效树枝样式,固定为下端分叉的样子,《周礼·冬官考工记·车人》中说,“车人为耒,庇农具虽然容易找到,也容易加工,但其坚硬牢固的程度十分有限,于是人们转用石头加工成农具。石器农具沿用时间很久,中古以至近代都见使用。
大地湾发掘的区域中,出土了可翻地的石铲、可收割作物的石刀、可碾磨粮食的磨石和磨盘、石臼、石杵等。这些工具不仅出土数量较多,而且其制作已由最初的打制发展到后来的磨制,工艺越来越进步,这说明早在距今一万年前的前仰韶文化时期,原始农业生产的一整套生产加工技术已经在大地湾形成。在大地湾早期墓葬中,成人男性墓有随葬的石刀、石铲等农业生产工具,这表明当时男性就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考古专家指出,大地湾时代的农业发展水平已经脱离了最初的原始阶段。近两年中、美、加等国的十九位科学家对大地湾考察后发表中国北方旱作农业6万年连续纪实。同时表明1.8万年—1.3万年前北方大地湾已有成熟的农业。出土储粮的陶罐中有稷、粟的遗存,还有狗骨炭化——狗食中有稷、粟的食物。
人类从爬行到直立,从采集到狩猎,从狩猎到农耕,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岁月。其间,石器的发明,弓箭的制造,取火技术的发现,无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相对来说,农业的发源,更是革命性的事件。如果说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提高了人类的生产、防卫能力,火的使用(考古成果表明,生活在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人已经知道用火)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提高了人们的健康水平的话,那么,农业的出现则改变了人类的食物结构,扩大了人类的食物来源,特别是创造了食物的再生途径,为人类的生存与繁衍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伏羲以龙纪官,“立九部、设六佐,以龙纪官。”《左传·昭公十七年》设管理农耕的官,命粟陆为水龙氏平山治水,繁滋稼木,命阴康为土龙氏,治田里。加强了社会对农耕的管理和指导。农耕文明走出了新天地。
中华文明从远古的农耕文化吟咏而来,如《吉壤歌》有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先民们在丰收或喜庆节日时载歌载舞的盛况。“兴文盛永乐,偃武息民黎。”体现了先民们在温饱后安居乐业的情景等。
在《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共八场演出“操牛尾”是指他们歌舞时手拿着牛尾做道具。“投足”是说他们用脚来踏着音乐的拍子。所谓歌的八阙:“载民”“玄鸟”是歌咏原始部落的图腾;以下就是分别咏草木稼禾繁茂,五谷丰登,“敬天常”“依地德”是指先民们敬天法地。是对神的敬拜,祈求。“总禽兽之极”是指驱逐猛禽怪兽,保一方平安!八场演出结束后人们在一起尽情的欢呼!伟哉,伏羲!大哉伏羲!美兮,女娲!同时群舞群歌,欢歌笑语,震撼山河,河水为其歌,青山与其共舞,这是先民们与大自然进行长期艰苦不懈的斗争,辛勤劳动,智慧创造,结出的壮观场景。也是憧憬未来最美的时光,更是他们大喜大庆的日子。
伏羲教人练武。氏族内也有分工,年轻力壮的去狩猎,女人去采果挖野菜,老人在家照顾孩子、做饭等家务。原始人比现代人身体健壮,但平均寿命不高,原因一是疾病的折磨。二是打猎采集时受外伤而死,从树上或是悬崖上坠下而亡。三是猛禽鸷鸟、猛玛象侵夺生命。四是大洪水的侵吞。
连续六万年旱作农业延续到距今1.8——1.3万年前的大地湾人时,成熟的中华农耕文化,在混沌的人类世界燃起了熊熊文明之火,耒耜激昂于田间放歌,石磨吟咏美妙的古谣,石臼、石杵伴着有韵的节奏,弓箭射逐地上空中的飞禽走兽······
伏羲演奏三十五弦琴瑟,引来了西王母的赞赏;女娲的苼簧妙音以通神明之况;大地湾人的埙、笛吹出了上亿年的悠远。清水河泱泱荡荡、川流不息,长虫梁莽莽苍苍,在大地湾长达二十多里的半山腰聚居上千户,数千人的先民们,让世界文明的曙光大放异彩。此时,西方城堡在哪里?
《礼记·大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圣人孔子的人人敬老,人人爱幼,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和睦相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描述理想社会,是完善大地湾人生活写照和对未来社会憧憬。
中华民族历史悠远,不是五千年,不是上下五千年。据有历史传说已知文明历史一万八千年,从黄帝到今五千年;从伏羲到黄帝五千年,从盘古到伏羲五千年,从盘古到远祖三千年。由此上溯有北京周口店50万年前的北京人,有云南元谋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科技在进步!历史遗存被发掘、传说与遗存证实,认识无止境。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任重道远。什么“炎黄子孙”“华夏文明”说法甚为不当!中华民族应是龙的传人。炎帝黄帝之前有三皇,三皇之前有盘古,盘古之前有远祖,远祖之前有北京人,北京人之前有元谋人……
“华夏”一词出自:夏祭祀三皇五帝时,夏启要给祭祀命名。据禹帝梦游华胥的故事,追认祖先为伏羲的母亲华胥。故取华,和启的国号“夏”冠美名曰“华夏”。中华民族历史文明源远流长,非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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