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片来了！用这种方式了解上海，你试过吗？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岁末特别奉献《致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以人文视角呈现文化流变，以“广播纪录片”的形式雕刻文化印记。方言承载着一方水土的文化基因，岁月流转，熟悉的俚语却正在改变。让我们一起，找回故乡的声音，续写缕缕乡愁。

当“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对我咪咪笑……”的童谣夹着弄堂里“坏阳伞修伐？坏套鞋修伐？”的叫卖声响起，你知道，这里，就是上海。

她有张爱玲心中活色生香的老宅，也有王安忆笔下“流言传得飞快”的弄堂。她既现代又传统，既摩登又市井。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在上海，这口纯正的吴侬软语，不紧不慢，柔柔糯糯，被人们称作“腔调”。

曾几何时，这“腔调”，对于小金这样的本地人来说，从一个字的发音上，就能敏感地知道你是否属于这座城市。“满大街没有太多的人说外地话。你不学上海话，首先购物会有问题。售货员都听得懂普通话的，但他一听你说，就觉得‘侬是外地人’。”

怀揣各种梦想涌入这座城市的人，越来越多，到了2014年，每五个常住人口中就有两位是外来的。

在潮涌的南腔北调中，上海的学校、机关、服务业，出现了“推普员”。音乐人王昊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王厂长”，上小学时，他就是班里的“推普员”。

他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看到同学之间在用上海话讲话，就会跑过去说：“诶，同学，不行哦，学校里不能讲上海话，要讲普通话，你知道吗？要讲普通话！扣分，扣分！两个人都扣分！”

上海“腔调”的淡去，令上海滑稽戏演员王汝刚心塞地发现，台下的观众和他一样越来越老，越来越少……“看下去的都是白头发，从白头发看到连白头发也没有了。剧场出现一块一块空座儿，就像一座墙，外面的石灰慢慢地脱落，露出了它的本体——座位。”

不止观众变老、变少，连演员也难找。沪剧演员马莉莉演了50多年沪剧，她怎么也没想到，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家乡话，今天却被年轻演员“当外语来学”，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招不到人了。

“我们沪剧从来不到外地去招生的，但是现在外来的子女都要了。最滑稽的，老师上课教的上海话会说，但生活中突然和他说一句上海话——‘老师没教过’！”说到这里，马莉莉有些惆怅，“你知道吧，地方语言形成了地方戏，它的地方语言就是乡音哪！”

许多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渐渐发现，随着城市被高楼大厦不断翻新，原来熟悉的城市“腔调”，也悄然模糊了地域的边界。

马莉莉的先生一度“成了外地人”，“我先生到南京路去买东西，他普通话不太会说，比划了半天，服务员和他说，‘你说普通话，我没听懂’，我先生说，‘我变外地人了’！”

王汝刚的女儿则把爷爷奶奶的上海话“带”成了普通话，“爷爷奶奶去接孩子，‘囡囡啊，学堂里好吗？’。小孩回答，‘爷爷奶奶，我在学校很好。’‘侬中午吃了什么啊？’‘我今天中午吃的是红烧大排。’‘你要多吃点哦！’慢慢地，爷爷奶奶也说起了普通话。孩子把爷爷奶奶带过去了。”

那些记忆里儿时的乡音俚语，如今被挤进了尚待拆迁的几条弄堂，留在怀旧的人心里。文学编辑金宇澄用从小熟悉的上海话在网上写下上海的市井故事，这部上海方言小说《繁花》为他赢得了“茅盾文学奖”。

“方言就像一条河流，它每天都在变，但生命力非常强。而文学的其中一个功能，就是把时间、语言、人物固定下来，我们过了很多年看，‘噢，原来当时是这样的’。”

也许可以这样理解金宇澄所做的事情，这相当于把语言这条河流选取了一个横断面，让人们看到当下的上海话、上海人。“如果你是上海人，心里是用上海话念完这本书的；普通话读者肯定不知道上海话的味道，但仍可以完全读完。”

在上海田子坊附近的一家音乐吧里，王昊，也就是“王厂长”，正和他的小伙伴们为12月初即将举行的音乐脱口秀紧张排练。

“有一个老头，住在上头，跑到下头，看看钟头，看到时间不对头，拿个篮头，去买馒头，看到别人排在前头自己排在后头，把别人推到后头自己排在前头，结果买了两坨‘无厘头’……”王昊说，这样一首老上海的民谣，也可以把做得很嘻哈、很时尚。

这是一个人们眼里地地道道的时尚青年：他爱赛车、爱拳击、唱摇滚。王昊一直试图用现代音乐形式，结合上海本土方言，来表达属于他们这一代青年的情感和生活，上海腔调就活在他的梦想中、音乐里，从未远去。

“我们上海人的上海话，是蛮‘爽’的，它不做作。”

“‘嗲’，它的语气很嗲，还有就是味道。”

“‘活’，它的用词很活。”

“上海话，就一个字‘灵’，灵气的灵。我们讲颜色，红，血血红；白，雪雪白；黑，么赤黑；绿，碧碧绿；黄，蜡蜡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