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氏家族。
英敛之
英家俊杰
英达，赫赫有名的英氏家族第四代传人，向我们透露了这个神奇家族的成功奥秘：“我们家一代一代都在做的事情就是3个字——学外语。”
自他曾祖父英敛之开始，英家人就“吃起了洋饭”。英敛之是清朝末年与马相伯齐名的中国天主教代表人物，在教会的支持下，他创办了《大公报》和辅仁大学。他与容闳等早期教会信徒，是第一批通过教会的渠道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英达的爷爷英千里12岁就赴欧求学，精通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1948年后到台湾，编写了从初中到大学的系列英文教材，余光中、马英九都是他的学生。
英达的父亲“英大学问”英若诚从小在教会学校念书，英文讲得不逊母语。曾经与他合作的美国戏剧家阿瑟·米勒赞叹，“有他在边上为我翻译，我都忘了我不懂中文。他的翻译出口迅速，毫不迟疑。”
英氏家族历经晚清、民国、国共之争、新中国成立、反右、文革、改革开放等胶结着政治矛盾和思想交锋的历史时期。与一般知识分子家庭不同的是，这个家族因为“吃洋饭”，总是身处中西交锋、中西矛盾、中西交流的第一线，如果我们考察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联互动，他们的家族故事是一个绝佳的样本。
在西方凭借着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一直以天朝自居，其他国家统统属于“化外”之“蛮夷”，理当匍匐在中国脚下。乾隆年间，英王乔治三世派来使团，希望能在北京派驻使节，乾隆皇帝的回应之傲慢，既因为当时中国的确是世界上数得着的大帝国，也因为视野局限，不知天外有天，因而暴露出无知，“其实天朝德威远被……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留京一事，于天朝礼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我这儿啥都不缺，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吧！
乾隆居高临下地对着它发话的那个英国，当时正开足马力，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与此同时，西方对于中国的态度，很快就会从膜拜变为蔑视，“中国缺乏欧洲人开拓海洋的巨大勇气，而在自己广袤的土地上自我陶醉于农业社会的节律……他们与海并没有积极的关系。”这是哲学家黑格尔的论断。
鸦片战争摧毁了中国的自信与尊严。亡国的危险，刺激出洋务运动，刺激出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紧迫心理。英敛之无疑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位重要人物。颇有意味的是，他与西方的交道，包括他对西洋文明的热爱所闹出的笑话，他看到儿子英千里几乎要变成一个不会说中国话、不知中国为何物的“洋人”之后的恐惧——这些，无疑是百余年来中国与西方关系的缩影之一。
令人钦佩的是，英敛之在创办辅仁大学之初，就意识到既要“介绍西欧新得科学文化之精”，也不可舍弃“中国旧有文学美术之最善者”。他在宣言中开宗明义地说，辅仁的创办，“绝非用殖民政策，造成附属之品，乃为吸收中国有志爱国之士，本此志愿，同工合作”，鲜明地显示了他的独立意识。
很多年后，英家第三代中的著名人物英若诚说，“我经常遇见双方的无知，我们对外国的无知和外国对我们的无知。”这种无知一直存在，令有识之士焦灼。“我看了好些书，对咱们中国有用的书……我觉得它是外国文化的精华，但是光我一个人知道有什么用？我得让中国人都知道，我得把它翻译出来。”
他翻译的《推销员之死》、《哗变》、《请君入瓮》、《芭巴拉少校》、《上帝的宠儿》，对于中国戏剧的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以为他的用意是在文学艺术这个小范畴里，那真是低估了他。垂暮之年，他对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康开丽说，“现在国际关系舞台上最重要的事实是：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已不再闭关自守。中国的门已经打开，这是自最高领导层到街上的普通老百姓一致的共识。历史不会再开倒车了。”
从大众最熟悉的英达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族血液中的智性光华，有如神助地从英敛之一直延续到第四代第五代孩子们身上。英达不无自负地说，智力方面，“整体超过我的，到现在还真是一个都没遇到。”他希望他的儿子、11岁的英如镝能够成为冰球领域超越姚明的世界巨星。
英氏家族 中国面向世界的微观样本
“看来英家人还是得吃‘洋饭’啊！”瞅着英达、英壮、英宁几个子侄辈儿把情景喜剧这只美国汉堡端进中国千家万户，撒上点葱花，放一撮盐，盛出《我爱我家》、《候车大厅》、《东北一家人》这些热腾腾的中式家常菜，英若诚发出过这样的感慨。
从英若诚的祖父英敛之开始，老英家人就开始吃“洋饭”了。
英敛之
创办《大公报》和辅仁大学
英敛之22岁开始便笃信天主教。32岁那年他写了一篇《论兴利先除弊》，议论国是，声援维新，公开称赞康有为的革新主张“实今日之顶门针、对症药，痛快切当，言人之不敢言”。
英宁对这位先人很崇敬，“康梁呼吁变法图存令人景仰，但他们毕竟是汉人，我曾祖父是满族正红旗人，我曾祖母还是皇族，照现在的说法，人家可是体制内的，有这个觉悟多不容易啊！”
英家的满族老姓儿是“赫舍里”，英敛之本名赫舍里·英华，字敛之。
他与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人士往来密切，1898年前后，参与成立了一个名为“爱国会”的维新组织，袁世凯作为新军首领也参加了这个组织。袁世凯倒戈叛变，英敛之痛恨不已，1902年他在天津创办《大公报》，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对垒10年，这是后话。
戊戌变法失败后，英敛之亦在清廷的缉拿名单上，他带着妻儿先后避难于香港、越南，其后辗转落足天津。保皇立宪的政治主张受挫，他意志更坚，一意西学，希望借助“欧西学术”的引进，“启我同胞聪明”。
他把12岁的独生子英千里交给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带到英国去学习强国之术，这个举动至今令英若诚的五弟英若识啧啧称奇，“我祖父这个人意识太超前了，一百多年前能有这样的眼光、气魄，他可就这么一个儿子。”英千里走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8年后，他才第一次回国。
因为主张“全盘西化”，英敛之也闹了不少笑话，被周围的人讥笑为“怪人”。例如他提倡穿西装，不听家人劝告，找了个日本裁缝做了套西服，勇敢地穿上，从天津四面钟到劝业场逛了一大圈，为的是叫“长袍马褂们”好好看看。结果回到家累得不行，脱下西装一看，原来自己连衣服架子一块儿穿身上了。
他不知从哪儿听说，西方绅士星期天必须骑马，特地买来几匹马，每到礼拜天就领着妻儿，到街上跑一圈，这个别出心裁的节目苦了他娇小瘦弱的妻子。英宁家里收集了许多家族老照片，其中就有一幅英敛之一家三口的马上英姿。
他自己穿西服不算，还想在全家推广，苦于弄不清西方女性服装的式样，托人到哈尔滨买了一套，让太太穿上拍照，放大之后挂在客厅里。那张照片英若诚小时候看过，印象里好像是一件俄国人的睡衣，他在回忆录里很是同情自己的小脚祖母爱新觉罗·淑仲，这位满清皇族跟着他祖父这个超级革新家没少受改造。
1924年，英千里自欧洲回国成亲。婚后头6年，他仍然生活在欧洲，偶尔回国探望。英敛之意识到儿子虽精通西学，在全英注册考试中名列第一，拿下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学位，却连中国字都写不好，中国话都说不利落，更不能指望他干预时政，推进社会变革。
自1902年创办《大公报》到1916年9月意冷心灰将报纸盘售给大股东之一王郅隆，英敛之对西方世界的一心向往和全意推崇早已被现实打破，儿子的教育“失败”，是他“全盘西化”改革的又一大挫折。
《大公报》初创时，大股东是天津紫竹林天主教堂的教友柴天宠和天津本地建筑商王郅隆，严复也入了小股。法国驻华公使鲍渥听说之后，也积极入股。英敛之以为，“余思有法钦使，规模固可扩大，消息亦觉灵通”，他个人是同意法国公使入股的，但他在上海延请主笔时，《中外日报》负责人汪康年再三告诫他“万不可入洋股”，“谓其定受压制”。
果然被汪言中。《大公报》的教会背景虽然在创办之初为英敛之赢得了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为报社赢得了“敢言”的美誉，但其间教会和法方不满报人们“御侮图强”的爱国之情，时常召唤总经理兼主笔英敛之面见，对“报上不合诸端”之事进行干预，股东们也都提心吊胆，“不安于位”。
英敛之曾多次萌生去意，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甚不快，百感纷集，颇思他去。”
他的信仰世界也在松动变化，自青年时期便对教会无比忠诚的他反思教会在中国土地上的作为，开始斥责一些外国教士的愚民之术。
推行教育、变革精神本是天主教和新教在华传播的宗旨所系，重视向中国上层官员和知识分子传教更是由利马窦开创的一大传统。然而自晚清开始，把持中国天主教会的法国天主教修会渐渐偏离了这个传统。天主教会与枪炮强权深度勾连，法国遣使会主教孟振生甚至说，“在中国，宗教事务上无须用大炮，也不用流血，只要法国命令自己的代理人用法国名义以坚决强硬的词句说话，什么事都可能解决。”此外，教士们奉行向中国社会底层传教的新政，主张“天主教会所应有的首先不是学者，而是宗教信徒”。
反倒是新教后来居上，十分重视高等教育对教会发展的推动作用。1890年新教传教士第二次在华全国大会上，教士狄考文力主把高等教育作为今后教会发展教育的重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一支点燃的蜡烛，未受过教育的人将跟着他的光走，比起绝大多数异教徒国家，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他提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培养在中国任何一个阶层都有影响的人，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
当中国政府开始创办高等教育时，天主教传教士并不支持。1898年，清政府创办京师大学堂，先委托天主教会莫里主教主持，“竟辞不受”，后来只得延请新教教士丁韪良任总教习。
天主教会威逼利诱的做法使其在华信徒人数一度远超新教教徒，但教徒信仰根基不坚，社会影响力欠缺，信徒中流传着一句歌谣，“为什么要信教，为了两块‘北洋造’(“北洋造”是当时北洋政府发行的一种银元)！”
1917年英敛之撰写了《劝学罪言》，上书罗马教廷，力主在中国开办天主教高等教育学校，信徒培养“以文学为第一要务”，“延聘素负盛誉高明特达之教习，严定课程”。
1925年，罗马教廷亲自委派美国本笃会来华办学，英敛之与美方负责人奥图尔发表联合宣言，“绝非用殖民政策，造成附属之品，乃为吸收中国有志爱国之士，本此志愿，同工合作”。
英敛之深刻意识到“介绍西欧新得科学文化之精”的同时，不能舍弃“中国旧有文学美术之最善者”，因此这所大学的办学宗旨必须是“舍短取长，不使偏胜”。
这所大学就是亚洲惟一一所由罗马教廷直接设立的天主教名校辅仁大学，校名是英敛之取的。他的同道好友，晚年捐资创办上海震旦大学的马相伯曾主张以“本笃”为校名，英敛之坚持取名“辅仁”，典出《论语》中的“会友辅仁”。
英敛之还创办了北京第一所女子中学——静宜中学，英若诚的母亲蔡葆真女士刚过门就当了这所学校的校长，时年19岁。北京培根小学也是由英敛之创办的，他的妹妹英木狄任校长，英若诚和英若识都在这所小学念过书。
1961年，英千里与韩拱辰在台湾。
英千里
与官场格格不入
对于英家人来说，英敛之的故事太过遥远，类似传说，英千里才是真正改变了家族命运的人。他和妻子蔡葆真(晚清山东巡抚、民国教育总长蔡儒楷之女)一共生了9个子女，长女七香、次子若敬患病早逝，其余几个孩子依次为若勤、若诚、若聪、若采(女)、若识、若智、若娴(女)。
英千里回国后先是在辅仁做教授，后又接受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为两校学生教授英国文学。那年头，教授收入丰厚，同时打三份工的英千里最多时一个月能拿到1000块大洋。
英若识到现在还记得有一次父亲领了薪水，“把大洋往桌子上一堆，让我们小孩儿趴在桌子上抓着玩儿。”
英千里在京郊买了别墅，每年夏天，一家人就坐着马车从城里到温泉别墅度假。后来，他又买了一辆福特牌轿车。英壮遥想当年，甚是感慨，“我爷爷当年那可是真正的大款啊！”
同父亲英敛之一样，英千里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孩子们全都受了洗礼，都有教名，英若诚从小就担当教堂祭坛独唱，祷告和赞美诗也是他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蔡葆真从未离开过中国，她父亲为了让她配得上那位留洋的准女婿，从小就把她送进教会学校，她同样是一名天主教徒，精通英文和法文。
这样的夫妻在同时期的中国并不多见，在英若识的记忆中，“我们家的民主空气一直很浓”。蔡葆真奉行“树大自直”的教育理念，给予子女最大的自由空间。父亲即便给他们立规矩，也“总是很绅士”。印象中父亲只打过一次孩子。
“我大哥若勤10岁的时候，说话冒犯了母亲，父亲让他靠在桌子上，用一根手杖打他的屁股。这个过程他弄得像一个仪式一样，我估计那可能是英国式的打屁股。”
英若识对父亲印象最深的是晚上的“床边故事会”，“我父亲有3间书房，里面堆满了各种书籍，我们从小就在里面胡乱看书。晚上他情绪一高，就把我们叫去，他躺在床上，我们站在床边上。他给我们讲希腊神话，《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基本上都讲完了。每天都讲一段，讲得特别生动，我们特别感兴趣，爱听，太好玩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英家失去了这份喜乐平静。英千里和辅仁大学的一些爱国人士秘密成立了地下抗日组织“炎武学社”，由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任主席，英千里任书记长，直接接受国民政府的指示，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思想，鼓励学生投身抗战。1942年日伪特务机关把他抓进监狱关了3个月，用尽刑罚，一无所获，只好将他放了。
1944年2月，他再次被捕，国民政府起初以为他已英勇就义，还在重庆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英宁为此特别钦佩他，“一个家族出名人不难，出英雄不易呀，老虎凳、辣椒水，那可是动真格的！老爷子一介寒儒，能视死如归，不屈不挠，了不起。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做不到我爷爷那样。”
一年后，日本投降前夕，英千里在社会各界的营救下出狱。英若诚当时从天津圣路易中学毕业，已经获得免试进入剑桥大学的资格。英千里与儿子长谈了一次，“当初你爷爷把我送出去，是希望我从小就学习西方文化，从根本上了解西方世界的科技和文明，将来好为自己的国家做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造成我一生无法弥补的欠缺。我12岁出国，24岁回来，完全不了解中国社会，很多应该做又很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他劝儿子以自己为鉴，放弃剑桥，改在国内上大学，“千万不要从一个外国学校出来，再进到另一个外国学校里去。”
英千里知西不知中，英若识讲了一件趣事，“他12岁出国，像个外国人，中文不如英文好。他当教育局局长的时候，很多人找他题字，其实都是我母亲代他写的。”
抗战胜利后，英千里作为抗日英雄受到国民政府的重用，做过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和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司长，但他的个性与官场格格不入，这个官当得很痛苦。英若识回忆说，“他很清高，官场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他都不懂，属于一点不会来事的那种人。”
英若识记得有人给他父亲送过一块银盾，银盾上刻了“步步高升”4个字，“我父亲当时就把这个人骂回去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他一直保持着知识分子的人格，对官场很不适应。”
英千里后来告诫他的子女，“长大之后，一不可为官，二不可从艺。”英若诚清华毕业后跑到北京人艺当了演员，后来又官至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这些都是老爷子料不到、也管不了的事情了。
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军围城，英千里作为国民党政府“大陆人才抢救计划”中的重要人物和胡适等人从北京东单机场匆匆飞往南京。在此之前，英若诚曾专门从清华大学跑回城里，劝说父亲留下来，不要跟着国民党去台湾。
“我的宗教信仰怎么办？”这是英千里最大的担忧。
英千里到台湾后与政界再无瓜葛，专心教书。先是主持台湾大学外文系，1955年后又全力投入到辅仁大学的复校上。
英家几个孩子中惟有大哥英若勤在那之后见过父亲，“我大哥那时候在上海工作，他跟着他们单位中国石油公司去了台湾，在那里跟我父亲见了面，还帮我父亲买了家具。”
英若勤看到国共两党似有划江而治之势，就离开台湾回到上海，回来之后跟家里人讲了英千里在那边的情况。英若识记得父亲寄过一笔路费给家里，还写了封信，“催我母亲带我们去台湾，他特别惦记我的小妹妹若娴，我父亲走的时候她才4岁。”
英千里走后，蔡葆真带着7个孩子艰难谋生，她卖了一些古董维持生计，凡是在读的孩子，一个都不让他们中断学业。生计艰难，免不了借债度日，她把丈夫寄来的路费都拿去还了债。1950年前后，她写了封信让丈夫再寄一笔钱，这封信下落不明，家人从此与英千里失去了联络。
英千里在台湾收养了邻居家的女儿韩拱辰为义女，1980年她在英若诚访美时设法与他取得联系，交给英若诚许多珍贵的资料和照片。
英千里在台湾恪守着天主教徒的生活准则，一生没有另娶。罗马教廷给他授予了爵位，这个殊荣他的父亲英敛之去世后也曾得到过。
海峡的这边，他的孩子们与他划清界限，放弃了原有的宗教信仰，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却因为家庭出身太差，海外关系复杂，多数被组织拒之门外。
英千里辞世后，蒋介石为他亲笔题写了一块匾额，上书“教绩孔张”4个大字，时任行政院院长蒋经国亲自主持了他的追思会。出殡那天，为他抬棺的全是立法委员。
1993年，英若诚在马英九帮助下终于成行去台湾访问。马英九和余光中都听过英千里的英美文学课，马英九自美国留学返台后，担任过蒋经国的专职英文翻译；余光中曾说，在英美文学的学习上，他从英千里那里受惠最多。
英若诚为父亲扫墓在当时是岛内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大新闻。英若诚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在父亲的墓碑上他看到了父亲的照片，“样子比我记忆中要衰老”。这是他与父亲的最后“团聚”，此后他的身体状况恶化，再没有踏上台湾的土地。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