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善于讲话，也不习惯发表演说，我一生就没有做过教师。这次来到日本，在东京朝日讲堂谈过一次我五十年的文学生活。这是破例的事，这是为了报答邀请我来访日的朋友们的好意。我始终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中我靠边受批判、熟人在路上遇见也不敢相认的时候，日本朋友到处打听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见面。很可能问的人多了，“四人帮”才不敢对我下毒手。为了让日本朋友进一步了解我，我讲了我自己的事，我也解剖了自己。
我正是因为不善于讲话，有感情表达不出来，才求助于纸笔，用小说的情景发泄自己的爱和恨，从读者变成了作家。1928年在法国写成第一部小说《灭亡》，寄回国内，由朋友介绍在一份当时的权威《小说月报》上发表，顺利进入了文坛。
过一年半载，就用不着我自己写好稿到处投稿，杂志的编辑会找人来向我组稿。我并未学过文学，中文的修养也不高，唯一的长处是小说读得多，古今中外作品能到手的就读，读了不完全忘记，脑子里装了一大堆“杂货”。
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虽然我也要吃饭，但是我到40岁才结婚，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我写作是为了同敌人战斗。那一堆“杂货”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武器，我打仗时不管什么武器，只要用得着，我都用上去。
前两天，有一位日本作家问我，你怎么同时喜欢各种流派的作家和作品呢？我说，我不是文学家，不属于任何派别，所以我不受限制。那位朋友又问，“你明明写了那许多作品，你怎么说不是文学家呢？”我说，唯其不是文学家，我就不受文学规律的限制，我也不怕别人把我赶出文学界。我的敌人是什么呢？我说过：“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努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写来控诉、揭露、攻击这些敌人的。
从1929年到1948年这20年中间，我写得快，也写得多。我觉得有一根鞭子在抽打我的心，又觉得仿佛有什么鬼魂借我的笔为自己伸冤一样。我常常同主人公一起哭笑，又常常绝望地乱搔头发。我说我写作如同在生活，又说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说谎。
我最近还在另一个地方说过：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我几十年前同一位朋友辩论时就说过：长得好看的人用不着浓妆艳抹，而我的文章就像一个丑八怪，不打扮，看起来倒还顺眼些。他说：“流传久远的作品是靠文学技巧流传，谁会关心百十年前的生活？”我不同意，我认为打动人心的还是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运。这仍然是在反对那些无中生有、混淆黑白的花言巧语。我最恨那些欺世盗名、欺骗读者的谎言。
在最初的20年间，我写了后来编成十四卷《文集》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里面有《激流三部曲》，有《憩园》，有《寒夜》。第二个20年里面，新中国成立了，一切都改变了，我想丢掉我那枝写惯黑暗的旧笔，改写新人新事，可是因为不熟悉新的生活，又不能深入，结果写出来的作品连自己也不满意，而且经常在各种社会活动中花费大量的时间，写作的机会更少了。
我一次一次地订计划叫嚷要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然而计划尚未实现，“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一下子变成了“大文霸”、“牛鬼蛇神”，经常给揪出去批斗，后来索性由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六个负责人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等决定把我打成不戴帽子的反革命，赶出文艺界。造反派和“四人帮”的爪牙贴了我几千张大字报，甚至在大马路上贴出大字标语说我是“卖国贼”，“反革命”，要把我搞臭。张春桥公开宣布，我不能再写作。但是读者有读者自己的看法。张春桥即使有再大的权力也不能把我从读者的心上挖掉。事实也是这样，“四人帮”垮台后，我仍然得到读者的信任。我常说：“读者们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读者要我写作用不着等待长官批准。“四人帮”倒了，我的书重版却得到了更多的读者。
我虽然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究竟白白浪费将近十年的时间，真是噩梦醒来，人已衰老。我今年76岁，可以工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必须抓紧时间，也抓紧工作。
我制订了五年计划，宣布要写八本书(其中包括两部长篇小说)，翻译五卷的赫尔岑的回忆录。本来作者写作品用不着到处宣传，写出就行，我大张旗鼓，制造舆论，就是希望别人不要来干扰，让我从容执笔，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争取写作时间而奋斗。
我要奋笔多写。究竟写什么呢？五本《随想录》将是我生活中探索的结果。我要认真思考，根据个人的经验，就文学和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两本小说将反映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不一定写真人真事，也写可能发生的事。
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我对一位日本朋友说：我们遭逢了不幸，可是别的国家的朋友免掉了灾难，我们也算是一种反面教员吧。我又说，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引以为骄傲。古今中外的作家，谁有过这种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呢？当时中国的作家却很少有一个逃掉，每一个人都做了表演，出了丑，受了伤，甚至献出了生命，但也经受了考验。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是受了催眠术一样变得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的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50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我于是想起了1944年我向读者许下的愿，我用读者的口说出了对作家们的要求：“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相互了解，你们就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送安慰的人。”我要写，我要奋笔写下去。首先我要使自己“变地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绝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标题为《我和文学》
“作家就是作家嘛，他靠作品而存在，不能靠资格活下去。作家是职业，不是官职。只要手里捏着笔，他可以写到死。只要有人读他的书，谁也不能强迫他搁笔。但是作家多年不写文章，他就会被读者忘记。……培养作家的是生活，养活作家的是读者，我始终是这样想。”
——巴金语录之文学之路
——————————
思想不是高高在上的思想是俯身于大地的思想就像成熟的麦穗因为成熟而沉重让思想者向着大地弯曲一个毕生致力于思想的人一个靠笔思考的人在他离去的时刻他的死如同熟铁使他的生获得了富有深意的扎根思想总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形下光临的它总是以缓慢的姿态出现让渴望者松弛下来准备好盛接它的器皿它以一个形象一个反诘一个断片的流动来还原渴求的形象时间被劝化了空间柔软而浑圆思想得以打开使黑暗进一步黑下去黑得雪亮思想使光进一步纯粹就像刃口上飘过的碎屑当思想使思者无声的受孕于一瞬之时当事人就能感觉到思想是一件需要精心准备的后事是让大面积的时光通体流过而无须阻拦的时刻什么事也不能干就让它通过这让我们想起了伽达默尔道出的思想实质﹃所谓思想就是在思想中工作因为思想的激情令他震颤如同受着凌驾在他之上的暴力的胁迫和一个被果敢地提出的问题的激发一样﹄｜巴金的一生再一次证明了一个现象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思想又因为﹃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
玉衡星·思想之痛部分
﹃抬棺者﹄的精神宿命
爱与真巴金的人格肖像
精神觇标巴金的意义
我们该如何纪念巴金
巴金给了我们什么
巴金思想录
巴金思想小词典
︽再思录︾生命之书
︽怀念胡风︾巴金最深的痛
不应该神话巴金
口舌之刃无法割断历史经脉
真话的重量
一生最后的工作
—————————————————
天权星 巴金文学演绎部分
︱︱对川剧格外﹃偏心﹄
︱︱致成都川剧院的一封信
︱︱舞台上的传世之﹃家﹄
︱︱是﹃牛﹄是人姓巴姓李
︱︱敢于否定自己
︱︱此情悠悠
︱︱一个小老头 名字叫巴金
︱︱荆棘变作桂冠
︱︱象牙塔与峰火台
︱︱凝血的匕首
︱︱刻画憎恨的阴影
︱︱怎一个﹃美﹄字了得
︱︱大家族的没落
︱︱两张全家福
文学开出的艺术与荣誉之花
我知道巴老喜欢川剧。上世纪60年代初，巴老回成都写作，我与巴老第一次见面的地点，巴老就约在川剧场。巴老与酷爱川剧的成都市市长李宗林是朋友。不少川剧演员也十分尊重巴老，与巴老交往甚密。巴老的《成都日记》中的第一天日记，就记有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陈书舫、戴雪如去看望他。巴老这次在成都住了4个多月，看川剧达30多场。其中最使巴老感动的是《生死牌》。1961年1月24日，巴老在给萧珊的信上说：“上星期六我请川剧二团演了一次《生死牌》，不单是我看得流泪，沙汀也揩了几次眼睛，张老的太太一直在用手帕。川剧有些改动，但仍然激动人心。”
巴老称赞川剧剧本的文学性强。在《谈我的短篇小说》一文中，巴老说：“我喜欢的倒是一些地方戏的折子戏。我觉得它们都是很好的短篇小说。随便举一个例子，川剧的《周仁上路》就比我写的那些短篇好得太多。一个人的短短自述把故事交代得很清楚，写内心的斗争和思想的反复变化相当深刻，突出了一个有正义感的人物的性格，有感情，能打动人心。它有点像西洋的优秀的短篇作品，其实完全是中国人的东西，而且是从人民中间来的东西。可见我们的民族的传统深厚：我们有用之不尽的宝山，只等我们虚心地去开发。每一下锄头或者电镐都可以给我们带来丰富的收获。”这个观点，巴老也对我说过。
巴老尊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川剧表演艺术家廖静秋患癌症。为保留她的艺术精品《杜十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巴老与作家李劼人、沙汀等，联名提案把《杜十娘》赶快拍成电影。巴老说：“现代科学固然不能挽救她的生命、减轻她的痛苦，但可以保留她的艺术。”廖静秋拍完电影《杜十娘》后不久逝世，巴老为此写了散文《廖静秋同志》，称赞廖静秋“不愿意白活”，“不愿意把她有的那一点发光的东西带进坟墓里，即使花了那么多痛苦的代价，她也要多留一点东西给中国人民。”
“文化大革命”摧毁了文化，摧毁了戏曲，也摧毁了川剧。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在1978年看了川剧，冲破“四人帮”的禁锢，让川剧和戏曲获得新生。四川及时地提出振兴川剧的口号，在全国戏曲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巴老很赞成振兴川剧。 (节选自李致文章)
————————————
“其实川剧的剧目是那么丰富”
——致成都市川剧院的一封信
成都市川剧院：
今天是成都市川剧院建院一周年的节日，市川剧院的同志们知道我喜欢看川戏，来信要我对川剧的演出提一点意见。我拿起笔，却不知道写什么好。说实话，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观众。我自小就爱看戏。我生在成都，到19岁才离开四川，不消说，看川戏的机会很多。在四川的时候，我并不觉得自己对川戏有特 殊爱好。可是1936年，我在上海重看川戏就有一种旧友重逢的感情。1940年年底，我第一次回到四川后，由重庆坐船到江安去看朋友，船在泸县停了大半天，我上岸去随便走走，忽然听见有人在唱《情探》，我居然站在一家商店门前听完了半张唱片，我觉得多么亲切、多么高兴。喜欢听乡音，这是人之常情。我对川戏的偏爱，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说到偏爱，也并非盲目崇拜，不辨好歹。有一个时期(1944年下半年到1946年上半年)，我住在重庆民国路，附近就有川剧院，我记不起是“一川”或“二川”了，总之，买票方便。但是我去看过三次或四次，就不想再去了。和尚与西装少年同台，演员在台上随便开玩笑。那些做黄白生意发财的观众最欣赏的是色情的东西。每次我都等不到戏终场就走了。我有几个爱好川剧的外省朋友，抗战期间他们也曾在重庆住过几年，但那个时候他们是不看川戏的。他们爱上川戏，还是解放以后的事。川戏在上海演出，得到很高的评价，也是解放以后的事。1936年川戏班在上海演出《评雪辨踪》，观众寥寥无几。1954年曾荣华和许倩云两位同志在上海演《彩楼记》就受到观众们的热烈的欢迎。观众变了，剧本也改得好了，演员的表演也进步了。要是我再拿抗战后期在重庆看过的川戏跟最近几年先后在上海看到的几个川剧团的演出比一下，真可以说是有天渊之隔。
从1954年起我在上海看过四次川剧的演出。在剧场里也常常遇见外省的朋友。大家谈起来，对川剧的喜爱都是相同的，意见也差不多。都说川剧剧目多而好，表演有独特的风格，台词精炼而又风趣，生活味道很浓；有人甚至说川剧从剧本到表演都够得上三个字的评语，那就是“精”“深”“美”。自然这是指好戏说的。我过去也看过一些坏戏。川剧团在上海演出的剧目中也有坏戏，也有还不曾整理好的戏，至于好戏像《柳荫记》《翠香记》《评雪辨踪》《拉郎配》等等都是经过了多次修改和加工的。去年9月我看过青年演出团的《拉郎配》，加了一场新的《武拉》，而且，改得的确比1957年在这里演出的更好了。我最近无意间读到原来的《鸳鸯绦》，才懂得所谓“化腐朽为神奇”的意义。几个主要人物的外表，似乎没有什么差异，可是精神面貌不同了。人物的性格鲜明了，主题也突出了。本来是歌颂封建统治者的戏现在变成了揭露封建统治者罪恶的讽刺喜剧。原来那个做替死鬼的大头、小吹董大也变成了观众最喜爱的有血有肉的董代了。《拉郎配》的确是一个最受外省朋友欢迎的好戏。去年我在北京遇见一位向来不看戏的朋友，他忽然拉住我说：“想不到川戏的喜剧那样好。”他指的就是这个戏，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解放十年来戏改工作的巨大成绩。
我常常听见人们谈到川剧中的喜剧，都说它好，川剧团在各地演出的喜剧也比较多些。不过我觉得有些戏似乎还需要更好的加工，要是都能够整理到《拉郎配》那样完整就更好了。《乔老爷上轿》也是近几年中整理出来的很好的喜剧，倘使再花一点点功夫也就可以跟《拉郎配》媲美了。像这样的戏都是应当列入世界喜剧名作之林的。
其实川剧的剧目那么丰富，称得上好戏的岂止喜剧而已！像去年九月青年演出团在上海演过的《治中山》就是一本激动人心的好戏，虽然还不够完整，但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工也并不困难。这个戏在上海只演了一场，可是好些看过戏的人都赞不绝口。《焚香记》也是感染力很强的好戏，听说出国演出团在柏林演完这个戏，谢幕多到22次。两个多月前陕西省戏曲演出团的秦腔古典剧《赵氏孤儿》轰动了上海文艺界。我曾经这样想：为什么川剧团不把这个戏带出来呢？1956年年底，我在成都陪西德剧作家魏森堡(《十五贯》的德文译者)看过这个戏的一段，觉得很不错。有些外省朋友说，川剧表演以“三小”见长。我不大同意这种说法。所以我倒希望今后川剧团出川巡回演出，在喜剧之外，也带些正戏和悲剧出来。培养演员也一定能做到全面发展，不会只限于“三小”的。
最近几年来，川剧在党的领导下对于新生力量的培养做了很多的工作，也有了不小的成绩。许多人谈到这一点，都表示钦佩，我也听见一些同志在公开的会上称赞川剧青年演员成长的迅速。据我这个外行看来，就数量和普遍说，恐怕没有一种剧种在这方面比得上川剧。但是在去年到上海来的青年演出团中我还没有见到一位像姚璇秋同志(潮剧演员)那样成熟的演员，姚同志是在1953年才开始学戏的。我对去年看到的《白蛇传》感到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我看见的，还只是演员，不是民间传说中的白蛇和许仙。为了表演身段和功夫，忽略了人物，也可以说是“得不偿失”罢。好的演员便不是这样。例如阳友鹤同志，这里好些文艺界的朋友特别欣赏他的演技。一位有名的剧作家说，看阳友鹤同志的戏就像看齐白石的画一样，淡淡的几笔就把人物勾出来了。
我说这些话绝非故意挑剔。我不过提醒同志们：在社会主义的大竞赛中不能有片刻的松懈；别人跑到前面去了，就应当迎头赶上。这种道理同志们一定比我更清楚，用不着我饶舌了。作为爱好川剧的观众，我愿意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代表我全家(连我的九岁的男孩也喜欢川剧！)向川剧院的同志们表示祝贺与感谢。川剧院的同志们在1959年已经打了很漂亮的胜仗。在这个伟大的20世纪60年代中，川剧的前途是无限美好的，川剧院的同志们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胜利，演出更多更好的戏为我们伟大的时代和英勇的人民服务。
巴金
1960年1月9日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