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蚤子。——《天才梦》
对于张爱玲来说，家或许是“一袭爬满了蚤子的华丽的袍”。
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麦根路一幢没落贵族的府邸。这里便是张爱玲的第一个家。
与张爱玲同时代的作家，没有谁的家世比她更显赫。祖父张佩纶，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清流党”的主要人物；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女儿。张爱玲生母黄素琼（又名黄逸梵）则是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后母孙用蕃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之女。清末显赫的几大姓氏都与张爱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在这个大家族中，却上演了一幕幕活生生的世事变迁、聚散离合。不幸的童年给张爱玲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左二），母亲黄素琼（右二），姑姑张茂渊（右一）等在天津英租界住处的花园里。（资料图）
说好永远的，不知怎么就散了。最后自己想来想去，竟然也搞不清楚当初是什么原因把彼此分开的。然后，你忽然醒悟，感情原来是这么脆弱的。经得起风雨，却经不起平凡；风雨同船，晴天便各自散了。——《一别一辈子》
一桩不幸的婚姻，没有人受益，每位都会受伤，而最大的受伤者便是子女。来自于父母这两条支流的痛苦，到子女这里便汇聚在一起。这种痛苦的汇聚使得子女们不能如正常人一样看待人生。连思考的角度也是悲伤的。
张爱玲的父母在结婚时曾是一对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有佣人，张爱玲和弟弟还都有专属的保姆。那时张家的日子是非常风光的。然而婚后不久，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受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影响的黄素琼无法忍受丈夫的纨绔作风，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好听一点，是说出国留学。
后来，张志沂再婚，后母孙用蕃进门。孙用蕃与张志沂都有抽大烟的癖好，进门后不仅抓紧日常开支，还一再鼓动张志沂搬到位于泰兴路和泰安路转角的大别墅里。在这里，张爱玲与父亲之间的和平被打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7岁的张爱玲向父亲提出出国留学的想法，结果惹得父亲暴怒。淞沪战场的炮火，家中的争吵，令张爱玲惊扰难眠，就跑去与母亲同住，这在父亲看来是一种明显的背叛。有一次，张爱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几天，回来竟遭到继母的责打，然而继母诬陷张爱玲打她，父亲发疯似的毒打张爱玲，“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然后父亲把张爱玲关在一间空屋里好几个月，由巡警看管，得了严重痢疾，父亲也不给她请医生，不给买药，一直病了半年，差点死了。她想，“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在禁闭中，她每天听着嗡嗡的日军飞机，“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这场幽禁持续了半年之久。1938年的一个深夜，张爱玲终于逃离了这个曾经显赫的家族，奔向了母亲的家。
张爱玲童年照（资料图）
我觉得一条长长的路走在了尽头。——《小团圆》
张爱玲没有料到，钱的问题，最终消磨掉了母女间的情感。
张爱玲去了舅舅家对面的开纳路开纳公寓，和母亲及姑姑共同生活。不久，弟弟也跟着来了，他只带了一双用报纸包着的球鞋，请求母亲收留，可惜黄素琼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一名子女的教养费用。看着弟弟离去的身影，张爱玲终于发现母亲的窘境超乎她的想象。
母亲的古董越卖越少，又要张罗张爱玲读书的费用，过日子自然精打细算。从来没做过家事，没搭过公交车的张爱玲，一切都需从头学起。母亲和姑姑教她怎样过不再有人服侍的生活：包括洗衣服，做饭，买菜，搭公交车，省钱……
张爱玲料想不到，钱的问题，最终会慢慢消磨掉母女间的情感，张爱玲写道，“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
第二年，张爱玲一鸣惊人，以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英国伦敦大学，可惜日本侵华的炮火阻断了她的行程，她只好转入香港大学。然而，黄素琼在自己的游历和女儿上大学之间，选择了自己的游学，对张爱玲的学费就断掉了。
在香港大学，张爱玲发奋读书，门门功课都能考第一名。一位名叫佛朗士的英国教授私人奖励了张爱玲800港币的奖学金，正是这800港币导致了张爱玲对母亲的彻底绝望。黄素琼来香港看张爱玲的时候，听说教授给了这笔奖学金，竟然拿着这笔钱出去打麻将，全部输掉了。一直到她走的时候也没有问过张爱玲，这学期的学费、生活费怎么办。自此，张爱玲和母亲的关系到了尽头，正如《小团圆》里的那句话，“我觉得一条长长的路走在了尽头”。
张爱玲、胡兰成（资料图）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张爱玲送给胡兰成照片背后的留言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情，虽短短三年，却是她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3年12月，胡兰成翻阅苏青主编的《天地月刊》，读到张爱玲的《封锁》，“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
他从苏青那里取得张爱玲家的地址，登门求见。可惜未被接见，他只得留下字条，本来未抱什么希望，不料第二天张爱玲回电，二人开始往来。
23岁从未谈过恋爱的张爱玲，遇到的是年长她14岁的情场老手胡兰成。胡兰成曾任汪精卫伪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能言善道，在南京有一妻一妾以及数位情人。但恋爱中的张爱玲难以自拔，她送给胡兰成一张自己的照片，后面留言：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是张爱玲在豆蔻年华的少女时代，纯洁的情愫开出的第一束花朵。从此，他们情书往来，沐浴在热恋的爱河里。此时的胡兰成已续娶英娣为妻，然而，他与张爱玲两心相印，两情相悦，两颗相爱的心历经磨难贴近到一起，不可避免地撞击出绚丽的火花。他们冲破道德和理智的羁绊，成了一对相亲相爱的情侣。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 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红玫瑰与白玫瑰》
这就是张爱玲式的性感，讥诮、冷漠、带着置身事外的居高临下，却又一语惊醒梦中人。
1944年8月，胡兰成在抛弃一妻一妾后，与张爱玲定下婚约，考虑到时局不稳，两人没有举行正式仪式，只写婚书为定：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然而，这次婚姻是极不明智的选择。
尽管张爱玲一生都有“独在小楼，不管政治”的姿态，但选择胡兰成无疑成为世人眼中的污点，人们可以接受不同政派，但绝不能接受汉奸。即使只论个人感情，这次选择也是失败的。胡兰成没能给张爱玲带来安稳、静好，而是深深的伤害。
先是胡兰成去武汉办《大楚报》，爱上了护士小周；后来抗战胜利，胡兰成逃亡，留下张爱玲独自面对舆论攻讦，他则爱上朋友的妻子范秀美。张爱玲去温州找他，要他在自己与小周之间做出选择，他不肯。张爱玲责问他：“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胡兰成的回答是：“我待你，天上地下，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世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安不上取舍的话。”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半生缘》
这大概是世上最凄美的情话，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的，除了岁月，还有自己。留下的，仅是一场空欢喜。
张爱玲隐忍到1947年，待胡兰成已经完全脱离险境，才寄了一封分手信给他：“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唯时以小吉（小劫）故，不愿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随信还附了30万元钱，作为分手费，那是她新写的电视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费。
5年后，张爱玲离开上海，只有姑姑一人知情。张子静曾去找过一次张爱玲，姑姑只是回答：“你姐姐已经走了。”多年后的今天，常德公寓里管电梯的师傅都能像“张迷”一般一口气报出张爱玲曾经在上海的踪迹，但张爱玲早已离去得决绝无踪。她在乱世中经历了父亲的家、母亲的家、胡兰成的家，却都不是家。在她华丽的前半生里，她想求一个家而不得。
张爱玲（资料图）
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花凋》
张爱玲在美国的日子并不好过，越到晚年越孤僻。
1955年张爱玲到了美国，但她引以为自豪的写作却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谋生，甚至着手写作《张学良传》。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其实，20世纪40年代她在两年内从一个因战争辍学的大学生一跃而成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与上海“孤岛”时期的特殊形势分不开的。艺术和人生的“传奇”，并不能到处复制。
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在生命中的最后20年，张爱玲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心理疾病。她对人越发冷淡，生活日益封闭，家具、衣物随买随扔。她其实是以这种方式，来摆脱内心的空虚与枯寂。
而多年来一直潜伏在心里的“虱子”，此时终于变成实实在在的客体，来向她发动最后的攻势了。在洛杉矶的最后23年里，为了躲避这种令她触之丧胆的小东西，她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随身只带几个塑料袋。在搬家中，财物抛弃了，友人的书信遗失了，甚至花几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译稿也不知所终。去世前4个月，她还写信给林式同，说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这两个地方都是沙漠，也许她以为在沙漠里可以摆脱被虱子咬啮的苦恼。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7天后才被人发现。屋里没有家具，没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生命以一种最凄凉的方式凋零。
张爱玲寂寞地走了，正如余秋雨在《张爱玲之死》中所说：“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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