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邵晓峰 编辑/陈桂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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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然而立的宋代桌子在功能上丰富多彩，除了前述的粗腿桌、细腿桌外，还有供桌、书桌、琴桌、画桌、酒桌、棋桌和茶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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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晓峰，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导，艺术学院美术与设计研究中心主任。首届江苏社科英才、江苏省政府“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学术领军人才、江苏省青联常委、江苏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收藏家协会古典家具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南京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趣味盎然的供桌、琴桌和棋桌
卓然而立的宋代桌子在功能上丰富多彩，除了前述的粗腿桌、细腿桌外，还有供桌、书桌、琴桌、画桌、酒桌、棋桌和茶桌等。
以供桌为例，宁夏贺兰县拜寺口双塔(西塔)出土的彩绘供桌(图1)，长58.3cm，宽40cm，高32.5cm。桌面以攒边法制成，有较为复杂的冰盘沿。桌足扁方，表面起凹线；桌足与桌面采用夹头榫，桌子有前后两个看面，各有双枨三矮老嵌五块镂空雕花板，双枨扁方，表面起凹线，与足以夹头榫结合。足外侧饰挂牙，透雕如意云头纹、卷草纹。桌子的前看面以双枨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以矮老分为三个方形小框，框内雕镂空团花；中层分成两个长方形小框，框内雕镂空折枝牡丹；下层雕出四组如意云头纹饰，以形成牙条。后看面基本上与前看面相同，只是中层左框内透雕的是折枝石榴。木桌通体彩绘，以金色与红色为主。用红色衬底，桌面边沿、腿足、双枨、矮老刻线、雕花板和挂牙均以金线勾轮廓，间施黑色和绿色。桌面以金色绘出牡丹、忍冬花纹，以墨线勾勒轮廓。雕花挂牙亦用金色绘出折枝牡丹花纹，以墨线勾勒轮廓。
总体看来，这件专为供奉而设的长桌制作工艺精湛，雕刻复杂，设色丰富，装饰华美，虽历经千年，仍未见明显的损坏，且色泽较新，足见当时工匠高超的技艺水平。
以琴桌为例，这种桌子的专门化特色已经表现得十分成熟。北宋佚名《听琴图》、宋佚名《高士图》、宋佚名《深堂琴趣图》、南宋刘松年《松阴鸣琴图》、南宋佚名《荷亭对弈图》等宋画中对此有细致描绘。我们在北宋佚名《听琴图》(传为宋徽宗赵佶所画，但笔者认为应为当时北宋画院画家作品)中可以看见这种琴桌比例匀称，结构合理。桌面下有闷户橱，其作用相当于共鸣箱。桌腿细劲，两侧的前后腿之间分别有双细枨。此桌在整体上精雅凝练，具有浓厚的宋代文人气息。
随着琴棋书画的流行，专门的棋桌也产生了。棋桌自然是用于下棋，当然也集其他多种功能于一身。当时的棋桌多以摆放围棋为主，桌子上都带有围棋盘，这可见于北宋张先《十咏图》、南宋佚名《会昌九老图》等画中。
这时还有了专供吃茶的茶桌，宋人罗大经记有：“从善命于市中取茶卓(桌)一样三百只，糊以清江纸，用朱漆涂之，咄嗟而成。”(宋 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六)河北宣化辽墓壁画、山西岩山寺金代壁画中均可看到摆放茶具的茶桌。
在桌子的使用方式上，当时的劳动者进行了大胆创造，发明了一些立足于实用的承具。譬如，山西岩山寺金代壁画中有一种抬桌，桌面两个长边向两头延伸出来形成抬杠，这应是商贩根据自己货物销售、运输的实际情况而进行的创造性设计，没有多余的点缀。宋佚名《羲之写照图》中的抬桌也有对这种抬桌的细致描绘，但明显是进行过精心设计的，少量的曲线起到了恰当的装饰作用，体现了这时的文人对艺术化生活的追求。
神奇的挑桌
宋代图像之中还出现一种担子模样的挑桌，桌面可由斜枨灵活支撑，虽然结构的细节画得不清晰，但从整体上可以感知其间的便捷与革新理念。
譬如，宋佚名《吕洞宾过岳阳楼图》(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宋画全集》第六卷第4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3页，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中的挑桌(图2、图3)。其刻画较为精细，扁担的造型也是水牛角，前后两组桌子的结构清晰可辨，水牛角扁担下挂的物件以及桌面摆放的货物历历在目。另外，还在桌面的前后四角设置了与水牛角扁担相联的绳索进行固定，使其在视觉效果上看起来较为稳定，和现代拉索桥在结构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由画面可知，这件别具一格的桌子被陈设于岳阳楼的台阶之前，可能是为了迎接吕洞宾而陈设的道教仪式器具用桌。
值得注意的是，山西岩山寺金代壁画中描绘了一种用于集市的挑桌(图4)，其前后两个桌面也是由斜枨支撑，虽然其圆弧形的扁担尚未弯成水牛角形，但是这件挑桌的基本工作原理与前述两桌是较为接近的。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挑桌(图5)也具有圆弧形的扁担，其前后两组部件在视觉上像是以竹子制作而成。
以上挑桌均出现于宋代，读者从整体上可感知这种桌的奇特之处与革新理念。这种挑桌的使用经久不衰，到了明代，其图像可见于《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图6)，其中画有两件挑桌，图像较为清晰。它们均具有圆弧形的扁担，其圆度比前述的4幅挑桌图像更大，在造型上如同玉玦，末端饰以云纹。前后两组部件以竹子制成，并以绳子加以捆扎。一侧以竹子联接，使得两组部件成为一个整体，另一侧空出，便于货郎的进出与肩挑。中间支有华盖，华盖的周边悬挂着多种饰物。桌面有栏，盛放的货物十分丰富，玩具、佛像、器具、圆鼓、腰鼓、葫芦、灯、靴子、大钱、琵琶等，堪称玲琅满目，因此吸引了儿童、妇女纷纷前来购买。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于1966年出土于江苏省苏州市虎丘乡新庄，现藏于国家博物馆。为明代宫廷画师所绘，落款为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仲冬吉日。虽然画的是宫廷生活，但是具有现实的民间基础。描绘的是正月十五明宪宗朱见深在皇宫里庆赏元宵节的各种情景。其中有放烟花爆竹的，闹花灯的，有表演魔术、杂技、杂剧的。还设有街市，叫人扮演货郎沿街叫卖：一位货郎挑着桌子，左手提鼓，右手持槌敲鼓；另一位货郎将挑桌放了下来，将鼓与槌别在腰间，将货物递给小孩。这些均是模仿当时繁华街市的场景，反映的是明代流行的民间习俗。身着便服的朱见深坐在殿前围帐中观看，侍臣们立于两旁，殿上悬有彩灯，一派喜庆。宋代以来，作为宫廷与民间的互动，民俗与艺术交相互映，是一道具有特色的风景，对于研究艺术史甚有帮助。
然而，也许是因为水牛角形状的扁担以及斜出来的桌面对于操作技术的要求较高，故而这种桌并没有在后世得到传承，今天也就失传了。
宋代出土明器木桌
宋代桌子实物的发现很少，其中比重最大的是明器。例如，江苏江阴北宋“瑞昌县君”孙四娘子墓出土木桌、江苏溧阳竹箐乡宋李彬夫妇墓出土陶桌、江苏武进村前6号南宋墓出土木桌、北京房山区天开塔地宫出土辽代木桌、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藏金代木桌、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出土木桌、河北宣化下八里辽代张文藻墓出土木桌(两件)、内蒙古巴林右旗白音尔登苏木辽墓出土木桌、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木长桌、山西大同金阎德源墓出土木桌(两件)等。
若论其中实用性桌子的代表，当属于解放前在河北巨鹿北宋遗址出土的木桌(图7)。此桌面长88cm，宽66.5cm，高85cm。长方形桌面背后有墨书铭记：“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三月二□四□造一样卓子二只。”(因太过古老，器物上所刻铭文不清，故以口字作为代替)作为有明确纪年(宋徽宗时期)的民间家具，其四足像建筑上的柱，断面为椭圆形。桌的前后设单枨，两侧设双枨，像建筑上的梁，6件横枨的断面则呈近于椭圆形的六面形。桌面的边与抹以45度格角榫结合，这与江苏邗江蔡庄五代墓出土的木榻实物中榻面的大边、抹头只用铁钉固定的方式已有了改进与发展。大边、抹头和角牙的折角处都起有凹线，这说明线脚的运用已成为当时木工造型的基本装饰手段之一。桌面与腿间有“替木”一样的牙头，既起装饰作用，又起辅助支撑作用。且牙头之间有较长的延伸，但未连接，这是典型的牙头向牙条演变的过渡性设计。木桌原件现藏于南京博物院，构件齐全，可按结构复原。濮安国先生在其《中国红木家具》一书中认为原先制作的复制件与原物有差异，以前所见发表的图形也不准确，所以后来他按遗物测绘画出了标准图。此桌是北宋民间木家具的珍贵实物资料，堪称宋代民间家具风格的典型代表，对研究我国古代承具有重要价值。
1980年江苏省江阴县北宋“瑞昌县君”孙四娘子墓出土的杉木桌，桌高47.6cm，桌面为边长43cm的正方形，厚3cm。足断面为扁方形，以长短榫与面框相接。桌面框宽4.1cm，使用45度格角榫。框内有以闷榫连接的两件托档，心板(厚0.9cm)与框内侧斜口(长0.2cm)嵌合。桌面与腿之间已形成了牙条构件，且牙条的下部外形已演化为简练的壸门劵口，显示了后来明式家具中的一种装饰发展方向。另外，木桌四足分别钉有侍俑，四俑双手均合拢于胸前或腹前，有的似乎还抱着物件(此墓出土的木椅也是如此)，这应是一种由独特丧葬习俗而形成的明器家具。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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