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林祥
刘熙载晚年主讲上海龙门书院的十四年(1867－1880)，是龙门书院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作为一代名师，刘熙载的为人品格与他通变务实的思想、怀疑批判的精神、不存门户之见的气度等等，不仅影响了他的弟子，甚至是弟子的子孙后代。他的弟子胡传及其子胡适即是一例。
同治六年(1867)，晚清学者刘熙载(1813-1881)接受苏松太兵备道应宝时(敏斋)聘请，来到中国开埠最早，也是中国近代化起步最早的城市——上海，出任上海龙门书院山长。
上海龙门书院创办于同治中兴时期。据同治《上海县志》卷九“学校”记载：1865年，苏松太道台丁日昌倡办龙门书院，捐资白银千两，初借蕊珠书院的湛华堂(今上海凝和路原也是园内)为学舍，儒家学者顾广誉和万斛泉分别于1865年和1866年担任龙门书院山长，书院按月分课策论、经解，考取者月给膏火。1867年，道台应宝时用捐银9670两，购得南园西李氏吾园废基(今上海尚文路龙门村)正式兴办，建有讲堂、楼廊及学舍41间。又从道库拨银1万，作为办学经费。礼聘名儒刘熙载担任山长，购置经史诗书供生员阅读。书院创办时由应宝时出题，苏州、松江、太仓三府愿就读之举人、贡生、童生等应答，实得答卷290份，从中选出超等20名、特等22名进行复试，最后录取20名作为书院第一期学生。此后，“院中肄业诸生，定额三十人。每岁仲冬，例由观察(上海道)甄别”；“课以经史性理为主，辅以文辞，尤以躬行，人置行事日记、读书日记各一册，每日填记，逢五、十日呈请院长评论，每月十三日院课”。1871年，道台涂宗瀛续拨银12000两并存生息，供作书院经费。1876年，道台冯焌光拨款增建校舍10间。至1880年，“巡道刘瑞芬评定住院肄业生额三十六名，分给膏火银自四两起递增至八两，按月由道署支发，永为定章”。刘熙载去世后，先后继任上海龙门书院山长的鲍源深(1881)、孙锵鸣(1884)、朱琛(1894)、吴大徵(1898)、翁斌孙(1902)、汤寿潜(1904)等亦多为学界名流。执教于上海龙门书院的教员也有不少著名学者，如：宋恕曾于1887年夏随其岳父孙锵鸣就任龙门书院助教，襄阅龙门书院课卷；《分类时务通纂》的编者陈昌绅亦曾在龙门书院任教。1905年废除科举后，上海龙门书院改建为苏松太道立龙门师范学堂，民国后更名为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今上海市上海中学的前身)。
龙门书院的主办者希望通过恢复“经义”与“治事”传统，造就“明体达用”的人才。“凡肄业者，必先从事于《小学》、《近思录》，以正其志趋，后及群籍，以备考索。故凡经史诸书悉购置焉。又书《朱子白鹿洞规》于堂，俾日见之，以资警省。月课性理、策论，期有合于胡安定经义、治事立斋之意。故不以举业、诗赋列入课程。有志之士自亦不欲以遇合之心，夺其学问之实也。……从来学者，必先品行，次及文学。学术事功，原委有序。此在诸生，当早懔之。况地属濒海，中外杂处，闻见易纷，砥柱中流，尤须正学。诸生诚能邃其学力，养其德器，以上答国家兴贤育才之意，将于斯世必有济焉。”可见，龙门书院从初创之时就与旧式书院迥然有别：旧时书院强调的是举业、诗赋、遇合之心、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而龙门书院强调的却是正其志趣、遍及群籍、学问之实、国家安危、黎民福祉。
刘熙载晚年主讲龙门书院的十四年(1867－1880)，是龙门书院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儒林传》品评刘熙载：“平居尝以‘志士不忘在沟壑’、‘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二语自励。自少至老，未尝作一妄语。表里浑然，夷险一节。主讲上海龙门书院十四年，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风。”龙门书院“人置行事日记、读书日记各一册，每日填写，逢五、十日呈院长评论”。“每午，师生会堂上，请益考课，寒暑无间。诵读之外，终日不闻人声。有私事乞假，必限以时，莫敢逾期不归。刘先生主讲最久，士论尤协。途遇学徒，望而知为院中人也。” 在刘熙载身上体现了儒家学者所特有的与佛道消极遁世观相异趣的入世观、致用务实精神和修己安人的社会理想。毫无疑问，刘熙载的书生本色、儒者气象、言传身教对于龙门弟子来说具有道德示范的意义。
刘熙载龙门书院弟子沈祥龙《乐志簃笔记》四册(光绪辛丑春锓云间沈氏刻本)，内有《吾园日记》上、下二卷。其序云：“祥龙师事兴化刘先生十四年，读书吾园(龙门书院园名)。先生谆谆垂教，命按日札记，而承指示，久之积成数巨册。今春先生归道山矣，提携诱掖，从此无人，追忆往训，曾未遵闻，行知能无愧悔？爰取曩日所记，择其什之一二，录分两卷。自今以往，苟力勉焉，而自践其言以期稍寡尤悔，庶不负先生之教乎？不然，能言不能行，恐终为小人之归耳！光绪七年仲冬之月。”其同乡李详称刘熙载“已中风矣，犹阅诸生日记”。
龙门书院要求诸生日记的做法在当时就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上海广方言馆即借鉴了龙门书院这一做法。据《广方言馆全案》载：同治九年(1870)三月初三《总办机器制造局郑冯上督抚宪禀》所附《计呈酌拟广方言馆课程十条》，“考核日记”即为其中之一。该课程要求“兹拟照龙门书院课程，设立课书行事日记二本，诸生按日登记，于课文之后三日，送交先生考核”。刘熙载龙门书院弟子胡传之子、现代著名学者胡适对此评论道：“父亲对这位了不起的刘山长的教学方式也有所记载。他说所有在书院中受课的学生，每人每日都得写一份‘日程’和一份‘日记’。前者记载为学的进度；后者是记学者的心得和疑虑。为这种‘日程’和‘日记’的记述，该院都有特别印好的格式，按规格来加以记录。这些‘日记’和‘日程’父亲均保留下来。其中有趣而值得一提的，便是这印刷品的卷端都印有红字的宋儒朱熹和张载等人的语录。其中一份张载的语录便是：‘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是个完全中国文明传统之内的书院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刘熙载主讲龙门书院期间，与洋务派官员如郭嵩焘、应宝时、冯竹儒等人有着密切的联系。《郭嵩焘日记》即有1876年出国前在上海“见竹儒及刘融斋前辈”、1879年回国后“诣刘融斋畅谈”等记载。刘熙载甚至还亲自撰写了一些鼓吹实学、推行洋务的时文。薛福成编《新政应试必要初编》即收有刘熙载的《机器开矿不用人力策》一文。同时收入该书的还有张文虎的《格致释器总论》、罗泽南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曾国藩的《中国宜设船坞论》、彭玉麟的《论中国易于富强》、张之洞的《中国宜仿新学说》、傅云龙的《西洋诸国导民生财说》、郑观应的《开平煤矿事略》、黄钧宰的《中国建造船坞以何地最善论》、李提摩太的《中国铁道议》等。
更为重要的是刘熙载以其在龙门书院的教育实践应和了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他主张的“人外无道，道要在人上尽，事外无理，理要在事上尽”(《持志塾言·力行》)，既包括了践履笃行以求德性，也含有不应空谈学理，而须以事尽理，沟通修身与治事为一体的意思。由此出发，构成了刘熙载对于经世致用的新思潮的理解和积极倡导，加上刘熙载本人的躬行实践，对于当时渴望求学以经世的士子们形成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曾国藩评论龙门书院时说：“不独沪上浮靡之风为之一变，即遐迩志士，亦当闻而兴起。” 因士子欲入龙门书院而名额有限，以至1872年道台沈秉成仿龙门书院设立诂经精舍。当时的《申报》评论说：“沪城书院固不一，而自龙门以外，率以制艺为宗，间及诗赋，无有以经史切磋者。又地为通商巨埠，五方辐辏，士多寄籍，于是即欲肄业龙门，而额隘殊难容众。是以今观察沈公，有诂经精舍之建……其课士不尚诗文，专讲经史。……惟此六经三史之精，实经济文章所自出，故以此嘉惠士林耳。” 稍后王韬在《格致书院课艺·戊子卷》序言中也称赞：“龙门、求志各书院课士无不以实学”。据《民国上海县续志·风俗志序》记载：“同治中叶，大乱初平，当道注意教育，主讲席者，皆当代硕儒，士风丕变，咸知求有用之学，不沾沾于帖括。当时以广方言馆、龙门书院为盛。”以胡传、袁昶、张焕纶、葛士濬、祁兆熙、姚文栋、李平书、范当世、刘彝程等人为代表的融斋龙门弟子，与广方言馆学子一样，或成为中央、地方的能吏，或成为推广新学、兴办实业的先驱，代表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自觉变革图强的求索精神，在实际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突破坚冰、开辟航路的作用。
作为一代名师，刘熙载的为人品格与他通变务实的思想、怀疑批判的精神、不存门户之见的气度等等，影响的不仅是他的弟子，甚至是弟子的子孙后代。他的弟子胡传及其子胡适即是一例。胡传的为人为学深受刘熙载的影响。胡传称：“先生(刘熙载)教人学程朱之学，以穷理致知、躬行实践为主，兼及诸子百家，各取其所长，毋轻訾其所短，不许存门户畛域之见。” 胡适也称：“由于业师刘熙载先生的教诲，我父亲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也很大，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对大清帝国内当时所流行的宗教，予以严肃的怀疑与批判。” 唐德刚甚至认为：“刘熙载尝戒学者曰：‘真博必约，真约必博。’这也就是胡适所谓‘为学当如金字塔’之意。胡氏治学对我国传统治学精神的承继，可说深入骨髓；西学对他的影响，有时反而是很表面的。”刘熙载要求弟子学宋儒，“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正是胡适之治学终身奉为圭臬的格言。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注释未收录。)
来源：东方早报艺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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