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政惠：敦煌学发展的三大态势

【作者简介】朱政惠，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史学博士

敦煌学实际上是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但作为一种对历史现象的研究，仍属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属于历史研究的新方向。改革开放的十多年里，它的发展也如日丽中天，称誉史坛，是当代中国历史研究很有成就的部门之一。不过，敦煌学的成就，分门别类的撰述实在太多，宏观性的分析反而略逊风骚。在敦煌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回过头来对其总的进展情况作一总结，似乎是必要的，有利于进一步探讨今后的发展方向。这里，笔者谨从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敦煌学研究工作机制日臻完备的发展态势

应该指出，敦煌学研究工作机构及其机制的日臻完备，是近十余年的事。而在此之前，这方面发展，还显得很不成熟。

20世纪初叶，当着中国西北角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打开，洞内沉睡了将近九百年的四、五万件六朝、隋、唐写本和木刻书籍重新露面，人类文化史上这一重要发现的研究也便开始了。然首先组织对其进行认真研究的，不是中国人，而是那些窃取敦煌文物的帝国主义学者。中国人值得回忆的，由国家组织的研究机构，则成立于1944年，当时名称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这个机构的成立，使得中国的敦煌研究进入有序状态，敦煌文物也得到了爱国的学者们的坚决有力的保护。当然，在此之前，作为学者的个人研究，王国维、罗振玉、王重民、向达、陈垣、姜亮夫、张大千、常书鸿等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从1949年到“文革”前夕，是中国敦煌学发展的又一大阶段。从研究工作管理机制言，由国家出面支持所作的组织工作和推动工作的力度，远远超过建国前。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宣布易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56年，政府决定拨巨款修复和保护敦煌文物。1961年，国务院公布莫高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国家又拨巨款修复和加固石窟，使莫高窟面目焕然一新，为当时敦煌研究奠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条件。

然而所有这些工作和努力，与浩大的敦煌学研究任务相比，仍显得微薄和捉襟见肘。改革开放后的十多年，这方面的努力确实大大超过前人，值得引起关注。

首先是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了敦煌地区文物研究机构的领导及其体制。1980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大易名为敦煌研究院，院机构下设保护研究所、石窟考古研究所、美术研究所、敦煌遗书研究所、乐舞研究所、资料中心等十多个单位，研究人员也发展到一百余人。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甘肃省图书馆等单位，都设立了相关研究机构。大家还办起了一批敦煌研究的杂志和刊物，为敦煌学研究成果的走向社会开沟放水，提供方便之途。敦煌研究院的《敦煌研究》、兰州大学的敦煌研究专刊等，都为敦煌学成果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并且还下功夫培养一批敦煌学研究人才。以敦煌研究院言，十多年里，培养出了一批硕士和博士。有些专业人员还到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在敦煌，一支包括气象观察、环境监察、病害研究、壁画研究的敦煌文物保护专业队伍已经形成。而且，一批促进敦煌研究的研究协会、研究机构也在全国各地陆续成立。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和全国敦煌学术会的召开是我国敦煌学起飞的标志。

改革开放后十多年的情况表明，这段时期敦煌学研究的工作机制确实较以前有了巨大发展。那么，促进这种发展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新时期敦煌学崛起的直接原因在于，“文革”中莫高窟虽然没有遭到很大破坏，却被批为封建糟粕而使研究事业一度中断，这种恶的历史作用一旦被制止，又会使敦煌学研究迸发出奇迹般的活力。不过敦煌学发展的内在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敦煌石窟本身的魅力。它毕竟是一座蕴藏丰富、包罗万象的古文献库，是世界人类文化史上的稀世珍宝，具有非同寻常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当着停滞的十年过去，通向世界的大门洞开，人们发现外国同行的研究普遍要比自己更深入些，民族自尊的良心和雄心便会油然勃兴。正如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所说：“第二次解放，坚持敦煌工作十几年和数十年的研究人员，怀着对文物事业的责任心和扭转敦煌文物研究在国际上处于落后地位的革命热情，重整旗鼓，埋头苦干，取得了初步成果。”①

段文杰在这里实际上讲了三层意思：其一，弘扬民族文化的决心;其二，赶超世界水平的决心;其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这也是举国上下从领导者到研究者的共同的决心。这里，不妨再摘引敦煌学专家史苇湘的一段话，进一步表示了这样的心愿。史苇湘在回顾他多次出国考察后的感受时说，每次从繁华的巴黎、热闹的东京回来，重新审视石窟，都会“发现一些新问题”，“看到一些新现象”，“估量出一些新价值”，不断看到石窟“崇高的意义和不断增涨的价值”，“心里总是要为莫高窟上一次‘尊号’”。敦煌魅力长存，一代又一代学者将会在其伟大怀抱里“继续发展我们民族无穷的智慧”。他深带感情地写道：“作为代表民族文化的实体，你是一代又一代有血有肉，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先民们制作出来的，你不应该被后人遗忘，而让外国人来主宰你的命运……”，“也许就是这一点‘一见钟情’与‘一往情深’造成了这四十多年我与敦煌石窟的欲罢难休。”②关于“欲罢难休”，又一位敦煌学者施萍亭写道，“敦煌像一块磁铁，吸引着钢铁般的人们。”“他们与敦煌同呼吸共命运，他们对敦煌如痴似醉，忠贞不二。要问为什么，那就是因为敦煌是一个值得为之献身的地方!”③

以上的这些揭举中，可以看出“文革”后敦煌学研究工作机制的完善化进程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敦煌研究主体的炽热的事业使命感和责任感，刻苦忘我的工作精神，起到了决定性的推进作用。而真正实质性的推进力，还在于国家主管机构的支持。出于维护民族最高利益的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倾全力支持，有力保证了这一完善化进程的击节推进。改革开放以来，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几乎所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都到过敦煌。1992年5月12日，李瑞环专赴莫高窟，从保护与开发的角度，谈到要以更大财力支持敦煌研究事业发展。他说关于洞窟保护事，中央常委开会议论“不下五、六次”，“如果在我们手里把国宝毁掉了，这历史的罪人谁也担负不起。”④

总之，敦煌学研究的工作机制还在完善，处于良性的发展进程中。诚然，不足还是存在。作为敦煌研究事业最重要的基础之一——研究队伍的建设，目前看来尚有问题。眼下的有造诣者大都年事已高，优秀后备人才的培养迫在眉睫。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看，各方面研究力量的协调看来还显得不够，信息情报交流不足，科研力量协调合作欠力，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重复劳动。这显然应该改进。从发展的眼光看，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推行，敦煌研究资料和成果信息如何与国内外电脑联网，也是一个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