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鉴定手段有益艺术品市场

国家质检总局日前在京召开座谈会，探讨建立“艺术品鉴证质量溯源体系”，希望通过科技鉴定手段，改变主要靠专家眼力鉴定的现状，尤其要治理艺术市场造假、售假、拍假乱象。消息令人振奋，但随之而来的疑惑也不少：艺术品毕竟不是面包、羽绒服、家用电器等，有明确的质量标准，一些艺术品的真伪甚至连鉴赏大家都各执一词，和艺术毫不搭界的质检总局，能保证艺术鉴定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吗？

建数据库，

　　为艺术品办“智能身份证”

这次座谈会传出的消息是，中国检验检疫学会与雅昌文化集团等29家专业检测机构签署合作协议，欲共同建立“以科技鉴定为基础，以经验鉴定为借鉴，以标准计量为依据，以认证认可为手段，以检验检测为依托，以信息化为平台，并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艺术品鉴证质量溯源体系。

“科技鉴定为基础，专家目鉴为借鉴”，将打破艺术品市场没有行业标准、专家说了算的局面。那么具体的操作办法是怎样的呢？国家质检总局《艺术品鉴证》杂志执行主编董大巍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分析一件艺术品，首先要拿科技检测说话，例如有一件唐伯虎的作品，那么就要先通过仪器检测，看纸和墨是否属于明代，如果检测出来只到清代，就可以直接证伪。过了科技检测这一关，专家团队才会出马，分析作品的风格和笔墨，判断是否是唐伯虎的作品。在这个鉴证体系中，质检总局主要是制定标准并监督运行，不会将手直接伸入市场。

按现行规定，当艺术品买卖发生纠纷时，无论是机构还是专家，他们的鉴定结果都不会作为证据被法庭认可。但董大巍透露，质检总局组织的鉴证体系，其鉴定结果将可以作为法庭证据，具备司法效力，这也就意味着，质检总局系统将成为艺术品市场最权威的鉴定机构。

“如果能为艺术品建立一个‘国标’，就会缓解艺术品市场的乱象”，参加座谈会的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文物系老师任大庆向记者介绍，如果艺术家主动做鉴证，鉴证过程将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取艺术品的微观特征，进行数据识别，再结合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方式进行存储记录，再由独立的第三方实验室进行鉴定认证和权威备案。这套系统还会记录下作品的尺寸、材质、装帧、款识、印章，以及交易、展览、出版等信息，相当于给艺术品办理了一张“智能身份证”。他认为，“如果仅靠目鉴，太主观，也容易受利益、人情等各种因素干扰。”

　在世艺术家作品好办，

　　古人作品难断

这套体系其实是在专家目鉴之前，增加了科技检测手段，并将这种“双轨制”规范化。那么，它究竟是否可行呢？

“做总比不做强，每一种规范市场的努力都值得赞赏，但要建立各种不同门类艺术品的标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文化学者 、《中国文物黑皮书》作者吴树曾深入调研过文物鉴定的科技手段，发现骗过仪器并不难，最常用的碳14检测误差在一两百年内；唐代的瓷器若在明代被火烧过，检测断代就变成了明代；和田玉应该是产自新疆和田，但在国家的矿业标准里，产自青海、俄罗斯和韩国的玉料都叫和田玉，因为它们的化学成分相同。更重要的是，数据库里要有标本库，比如龙泉窑在不同的朝代会有独特的物理属性和化学成分，只有对大量标本进行采样分析，才能对其成分比例有准确的判断。

南京书画家萧平同时是一位著名的古代书画鉴定家，在他看来，鉴证体系是有益探索，但也有局限性：“活人的作品还好办，古人的作品没法断。在世的艺术家，把自己的作品送去鉴证，这部分作品相对比较可靠。但对古代艺术品，仪器就无能为力了。拿郑板桥来说，当时就有人伪造他的作品，今天的人还可以拿清代的纸和墨来做伪，而仪器是检不出来的。”

同时，在这个体系中，对在世艺术家作品鉴证的前提是，艺术家本身对作品要认可。但事实是常会有意外发生。萧平讲了一个故事：早年画家黄胄在北京画院的颜北家里作画，没带印章，过了段时间颜北请人将画送到黄家，请黄胄盖章，结果黄胄说“这不是我画的”。少数艺术家觉得早年作品不成熟，或应酬之作质量差，会断真为假；有的卖出的作品是学生代笔，自己签名的，又会认假为真。南京收藏家孔祥东曾向南京一位著名老画家质疑某幅作品，老人却让他别多管，“我说真的就是真的”。他说： “自己鉴定自己的作品当然最权威，但正因为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很多人认为画家作为利益相关方，无权为自己的作品作鉴定。”

　鉴证后，

　　即使不是铁证至少是力证

“艺术品市场的混乱，已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南京画家薛亮告诉记者，在他认识的成名画家朋友里，没有一个人的作品没被伪造过，“有一次我得知北方一家拍卖公司要上拍署我名的赝品，就打电话过去抗议，对方却说，‘不卖假的，你给我真的吗？’”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净化市场的努力都值得赞赏，即使这种做法不能立刻、彻底净化市场。

质检总局这次的鉴证体系，将会引入雅昌文化集团数据库，这也就意味着雅昌的做法将会成为“国标”的一部分。那么，雅昌到底是如何操作的呢？

雅昌艺术家服务中心副总经理申小波告诉记者，雅昌鉴证目前主要针对在世艺术家， 2年来，已签约1000多位艺术家，对3万多件作品进行了鉴证，而数据库是向社会免费开放的。例如，画家何家英确认的每一幅作品，雅昌都会通过科技手段对多个局部的纸张纤维结构、墨水与纸的附着状态进行记录，这是作品的DNA，无法复制，以后市场上再出现其中某幅作品，只要与数据库一比对，就可以确认孰真孰假了。

南京画家喻慧曾在雅昌做过鉴证，她告诉记者，那一次来自全国各地藏家带着她的作品请她鉴定，她认可的就签字画押，雅昌当着她和藏家的面采集数据，“鉴证的作品，还不到我作品总数的5%，数据的全面性很有限，不过这些作品经过我的认证，在法庭上即使不能算铁证，至少也是力证。”

申小波承认，对于已经过世的艺术家，比如傅抱石；或古代艺术品，如引发争议的《功甫帖》，鉴证制度并不能提供更权威的意见，但是着眼当下，它可以净化今后的艺术品市场：“100年以后，入库的作品也许还会有争议，但肯定是艺术品市场上可信度最高的一批；假如100年前有人做这个工作，那么现在市场上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的作品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赝品泛滥了。”

本报记者  王宏伟 顾星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