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甘肃省为例，一方面由于甘肃特殊的地理条件，大部分地区都是山大沟深;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交通极不发达，绝大部分地区不仅没有公路，甚至连一般的骡马车都难于到达，而且甘肃不同于南方江河湖泊多，也无水路可以通行;加之由于甘肃深处内地，远离大海，既少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直接侵略和蹂躏，也未经受较大运动 ——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的洗礼，抗日战争时期又是大后方。
所以甘肃几百年来基本上处在一种安定而自我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同外面的世界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据我所知，当时很多甘肃人一辈子不仅没有出过较大的远门，就连二十公里之外的县城或乡镇(当时叫公社)所在地也没有去过。从而使得很多外地的思想、文化及风俗习惯很难传播或渗透到这些地方。致使甘肃不少地方的风俗习惯不仅一直仃留在解放以前的状态，有的甚至还仃留在辛亥革命之前的状态。比如，很多解放前夕出生的农村妇女基本上都是小脚(很多地方直到解放以后才开始放脚);三岁以上的农村孩子基本上都定了亲，有的甚至是指腹为亲;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基本上都剃着“风头”，就是清朝末年的遗老遗少们剃的那种头，好象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那样;六十岁以上的老汉还挽着长鞭子，等等。而随着“大串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毕业生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等一系列运动的开展，一大批青少年积极响应号召，分别从上海、北京、天津、青岛、大连等大中城市或沿海城市来到甘肃，特别是来到甘肃一些最落后的山区安家落户。他们在接受甘肃贫下中农及其他群众再教育的同时，也把城市中很多先进的文化及生活方式传播到了甘肃，从而使得甘肃很多落后的风俗习惯一扫而光。
特别是来自上海的一大批知识青年，把上海人的一些穿戴打扮也带到了甘肃。虽然刚开始很多甘肃人对这些穿戴打扮都看不惯，报纸上也曾经将这种穿戴打扮(如所谓的“包菜头”、“火箭鞋”、瘦库腿等)批判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这些年轻的上海人根本不理会这一套，仍然我行我素。渐渐地，很多甘肃人、特别是年轻的甘肃人不仅完全接受了上海人的这种穿戴打扮，而且还尽量模仿上海人的穿戴打扮去生活。所以，当时甘肃曾广泛流传着一句笑话，把那些长得非常漂亮而穿戴时髦的甘肃女青年说成是“甘肃产品，上海包装”。
那些天真烂漫而又不太懂得礼貌的上海知识青年不仅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行我素，而且对甘肃一些落后的风俗习惯(包括他们的穿戴打扮)还进行了无情的嘲笑和指责。
记得1970年上半年我刚参加工作时，曾被派来到地处河西走廊东端的甘肃省武威县(即现在的武威市)一个灌区蹲点。有一天，当我来到武威县城时，只见一大群天真烂漫的上海知青正围着一个当地的老汉看稀奇。原来这个老汉当时正穿着一件特别鲜艳的大红棉袄在自家门前晒太阳。这是武威人一种特有的风俗习惯。武威古称凉州或西凉，在那里除了保存着很多汉族传统的风俗习惯之外，也吸纳了很多西域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包括穿戴打扮)。比如，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为了显示自己长寿及福态，都喜欢穿一件特别鲜艳的大红棉袄。这种穿戴显然和现代化的城市穿戴格格不入，所以那些少见多怪的上海知青也就象看稀有动物一样地对这位老汉进行围观，害得这位老汉很不好意思，只得躲进了自己的家中。正是这批上海知青的天真和“无礼”，从而使得当地的风俗习惯发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武威县城本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县城，以前来这里的外地人特别少，基本上都是土里土气的当地人。通过“大串联”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的开展，一大批城市知识青年、特别是上海知识青年，一下子涌入到了这个方圆不过几十平方公里的边远小县来插队落户。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这些喜欢热闹的年轻人便纷纷从各自落户的村庄及其它单位来到武威县城，或者逛商店，或者交朋结友，从而使得原来非常冷清的武威县城变得格外热闹了起来，满街都是留着“包菜头”、穿着“火箭鞋”及瘦裤腿的“上海小伙”或披着长发、穿着奇装异服的“上海姑娘”(实际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并非地道的上海知青，而是从其它城市来武威插队的青年，甚至还有少数武威当地的青年，由于羡慕上海人的风度，也把自己打扮成了“上海人”)，所以当时曾有人把武威县城称为“小上海”。
这批知识青年不仅把当时比较先进及现代化的城市文明带到了农村，从而促进了农村中某些落后的风俗习惯的改变，而且也促进了农民群众思想感情的变化，使得很多原来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农民群众，特别是农村青年，开始感知到了外面世界的宽广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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