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之妻金雁：“黄埔一期”考研记/图

读研究生生时在兰大校园内

导语：我们学校所有想考学的人都是奔着“本科”去的，只有我一人是“考研”的。我们校长跟我说，“考研究生，像你这样的，复习五年还差不多”。我心里憋着一口气，这次非要考上不行。

金雁/文

今年是我们78级研究生毕业30周年。想起当年被社会上称为“黄埔一期”的研究生考试，与现在已经很完善的规模化考试有很大的不同。从恢复高考以后的30年，考试制度也在与时俱进的电脑化、统一化、标准化。但是每个人个体化的经历背后都能折射出时代的变化，下面就把我在1978年考研的故事说给大家听。

学俄语的人教英语

1977年，我工农兵学员俄语专业毕业以后，本着“哪来哪回”的原则我又回到了甘肃省陇西县，被分配在北门外的城关中学当老师。这是一所刚从“戴帽子中学”升格上来的完全中学，地处城乡结合部，教学人员尚不齐备，校长看了看我报到单上写的专业，说“什么俄语英语，反正都是外语，你就教英语吧!”听得我惊愕得不知该怎么回答，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学俄语的人怎么能教英语呢?教导主任在一旁解释说，学校初中刚刚开设了英语课，师资一时还不齐备，你就先教着吧。我回家熟悉了一下课本，好在是从头开始，整个一学期都处在“This is ……”，“whet is……”的简单句式，词汇量也不大，我头天晚上现学了第二天再去教也能应付。于是就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我一共带初一的五个平行班，因为是同义重复，没有什么难度，但就是一周20个课时的工作量，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而且英语是教改中刚刚增加的新科目，学生没有基础，兴趣也不大，这些刚刚12-13岁的孩子正是淘气的时候，每个班上都几个难管的“刺头”学生，维持课堂纪律着实让人费力。

77年正是变革的前夜，在省会兰州已经明显感觉到文革事态已成强弩之末，虽然政治气候在邓小平的复出与打倒之间来回折腾，但社会主体的不满已经浮现出来。重新回到这个西北一隅的小县城，我感到了极大的不适应。这里的文革空气依然很浓厚，那些以管制方式训导社会的干部仍充斥在各个岗位，一付我的“一亩三分地里我说了算”的霸道劲头。我报到晚了两天，教育局的人就以工资名单已送往地区为由，说今年这两个月没有我的工资，接着又把我填写的“家庭成份”这一栏里的“干部”，统统改为“地主”，说我们这里只有“地主、贫农”这样的成份，你父亲的家庭出身是“地主”，那你当然也是“地主”。其实我父亲革命资历远超过当地的“县太爷”，只是当年在西北局党校教国际共运史时不同意“九评”的一些提法，就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流放陇西，说起来后来我学苏联史还和这一“家学”有关。但是父亲蒙难后就不能填“革干”了，填“干部”也不被允许，在那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我就成了“地主”家庭出身而受尽歧视。从文革前下放到陇西，我们已经在这里呆了13年了，当时已有一些平反人员陆续回到原单位去，父母也期盼着能重返工作岗位。

重新招生对社会的震动

在学校里，虽然我与一帮年轻女教师关系都不错，但真正能与我交谈沟通的人少之又少，我们外语教研室，有一位上海外语学院的老大学生L老师，他英语非常棒，文革前就曾有译作发表，听我们对外的英语广播一点都不在话下。L老师是四川人，属于那种书呆子痴迷型的人物，只要是和英语有关的话题他都极为兴奋，而其它方面的技能和知识则少得可怜。因为在这小县城里没有选择，他娶了某一级带“长”制家的千金，确切地说，是该千金“娶”了他，他倒插门进了女方家。他经常带着伤痕来上课，听同学们说，他老婆是骄横的“河东狮子吼式”的人物，嫌自己男人窝囊、没出息，三天两头的吵闹，不给饭吃。有一次我改作业很晚回家，看见他仍在办公室，一问才知道，老婆出门了，把面柜子锁起来了。我就叫他到我们家吃饭。我妈妈知道他是南方人喜欢米食，就把一个月二斤米的定量拿出来，蒸了点米饭。做饭的功夫，我把弟弟收藏的老版的英文书拿出来给他看。饭做好了，我又翻出来一些涪陵榨菜让他下饭。没想到，L老师突然流下了眼泪，他说，这一辈子，有米饭和榨菜吃，有英语书看，此生足矣。我想，L老师什么样的水平，就在这里教教“A、B、C……”，让我一辈子就这么下去，实在有些不甘心。

这时大学重新招生的消息已经广为传播，积压了十年中学毕业生对这个天大的喜讯分外振奋，大家奔走相告，县城了到处遇到的都是借课本的往届的老学生。一时间“洛阳纸贵”，中学课本成为稀缺物，我就曾经为在外地的同学张罗着四处借课本、寄复习资料忙碌了一阵子。很多人都在为大家都不读书的时候放弃了“自我修炼”的机会而懊悔，我听到不止有一个人说，早知今日，当初就不应该把那些数理化书籍都烧掉，还以为这一辈子都用不上它们了。过去被批斗的老师家里门庭若市，学校的纪律一下子好了起来。招生制度导致的整个社会风向改变带来的“蝴蝶效应”，一直到多少年以后我们才深切体会到。

如果说，“重起高考”成为一桩“全民大事”有点夸张的话，它至少是上千万的应届和往届中学毕业生中的“大事”，它不知牵动了多少家庭。我哥哥和弟弟也准备在工作之余加紧备考。看得我心里痒痒的。因为我们工农兵学员在校三年，“学工、学农、学军”，搞大批判，“批林批孔”、“批三项指示为纲”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正经上课的时间连50%都无法保障。更何况中苏边界的紧张关系趋缓以后，正常的交流又没有恢复，俄语的需用性很低，所有的中学早都不开设俄语课程。等于说除了我自己掌握了一门半吊子语言工具以外，在这个社会上毫无用处。我真想再进一次学校，重学一门运用学科，我试着在县教育局探了探口风，看我们这样的人能不能再报考一次大学，答复是“不行!”机会本来就有限，像你这样刚从学校毕业，还没有回馈报答社会，又要惦记着分享资源是不应许的。不知道这是被讯问人是个人的理解还是文件规定。反正我知道学校里也决不会答应我再次报考本科生的请求，于是就死了这份心。要不是怵L老师的老婆，我打算跟L老师学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