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改造和新农村运动形成两股合力，让传统民居随着村庄的飞速消逝而成为稀缺品。在浙江民间资本推力下，这些处于文物保护灰色地带的古宅开始了由贫及富的定向迁移，从传统乡土和居住中抽离，变身富人的私人收藏。
杜家老宅的剩余价值
张祝安走进洞口村杜家老宅的时候，像到亲戚家串门一样熟门熟路。“来了？随便看随便看！”杜家主事人杜永进热情地迎上来招呼。这段日子各地口音的陌生人隔三差五就来几个，都是这房子的潜在买主，杜家人对售价的期望不断提升。做古宅修复生意的张祝安来得尤其频繁，里里外外已经看过好几次。虽然价钱还没有最后谈拢，张祝安的口气已如囊中之物：“你看这‘牛腿’，半圆雕的‘百寿图’，人物的神态多逼真！还有‘东瓜梁’上的浅浮雕，在不到5毫米的厚度上雕刻得这么精细，正是东阳木雕的特征。雕刻繁复，人物身体和头部比例已经达到7∶1，说明是清中后期建的。”从这些细节上，他认定这座传统东阳民宅是一处不可多得的上品，而且320多平方米不大不小，很容易找到买主。如果说有什么缺憾的话，就是房屋左右两厢保存程度不一，东侧的牛腿、东瓜梁、门窗的雕刻被人为铲掉了一半，尤其是人物部分，面目模糊。杜家解释，这是“文革”时被破坏的。“东侧住的大房是资本家，成分不好，破‘四旧’时成了牺牲品。西侧另一房是富农，没什么大影响。”
“你们沿着这条公路再去找找，保存得这么好的房子，只剩两座半了。另两座是祠堂，我们家房子没那么大，9间，就算半座吧。”杜永进这话也算不得夸张，从洞口村村口举目一望，沿山坡排布的全是三四层高的红砖楼，都镶着蓝玻璃，外楼面也像是说好了似的任红砖裸露。杜家这座木结构宅院像个孤岛，维持着一个古村落的最后尊严。
照杜永进的说法，即使在当年，他们的祖宅在小村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建房子的是杜永进的太公杜瑞辉，当年他在东阳中药生意做得大，甚至卖到了大上海，因此有财力在祖籍地建一座气派的房子，留待颐养天年。如今，粉墙黛瓦已经斑驳，门楣上“道德传家”的家训也模糊不清，但门楼、天井、正屋厅堂完整布局仍可见当日昌盛。太公娶了两房太太，大房住东侧，有一个儿子，也就是杜永进的爷爷，继承了太公的中药生意；二房住西侧，4个儿子，继承了田产。没想到“文革”中，继承中药的这支被划为资本家，命运的转折像房子上铲掉的雕花一样突兀。
这十几年收旧家具的商人深入到每家每户之后，屋里早已换成了现代摆设，那些雕花老家具似乎一夜之间就没了。“爷爷生意兴隆，我奶奶嫁过来时的嫁妆也比一般人家丰厚一倍，号称‘十里红妆’。90年代末，把她嫁妆里的那张雕花大床卖了60块钱，现在要是还在，怎么也要几万元。”杜永进说，木窗木雕整天提心吊胆怕人来偷，现在要卖房子，也算轻松了。
没有搭上前一拨儿拆旧建新的热潮，杜永进坦承，并不全然是出于对辉煌祖宅的留恋，而是没有分到足够的宅基地，只有二房那支的大儿子分到地出去住了。到如今，还剩5口人住在这里，杜永进他们夫妻俩住东厅，儿子住东厢房，西厅如今住着杜永进二叔的孙子，还有一个81岁的婶婶住在西厢房里。一家人里，只有老婶婶还固守着老屋里的木桌木椅木床，还有那些传统的生活习惯。张祝安说，这种情况很普遍，杜家还算好的，很多老房子里只剩“两老”——老人和老鼠。如今杜永进也庆幸没有早点拆掉或卖掉老宅，不然，哪有现在这么奇货可居。
因为洞口村整体搬迁终于在今年确定，杜家老宅终于等来了发挥剩余价值的机会。在对面山坡上那片已经平整的新村用地上，让杜家悬空了好几年的宅基地终于要落地了。老房子一旦拆除，他们就能按现在户主分得占地“五间房”的宅基地——杜永进夫妻1间，儿子得3间，婶婶得1间——建4层，终于可以“上楼”。而这笔建新房的费用，杜家希望能充分利用老房子，卖旧房的钱抵得上建新楼的钱。这次拆迁同样也是张祝安的机会，这意味着经常纠结在古宅买卖中的文物、产权方面的麻烦事被提前扫清了，剩下的只是价格的拉锯战。张祝安按当前市场估价四五十万元，“抵不上盖5间新房子的价，那要60多万元，不能那么算”。拆迁关头，杜家人对卖房并无异议，如何分钱私下再商量，“比如东侧这户因为雕刻损失，分得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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