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
笫一次见到钟鸣的画是他在1989年“当代水墨新人奖画展”中获得佳作奖的《风》。那次活动是海峡两岸共同举办的,在香港进行评选决审时,我和朗绍君;香港的文楼、古兆申、黄茅;台湾的李贤文、石守谦、蒋勋诸先生担任评委。从入选的100件作品中,要评出3件新人奖、30件佳作奖,《风》是引起评委们关注的十几件作品之一。讨论会上,蒋勋特别提到“《风》一类比较纤细、精致的画风在台湾比较少见,不知是否会由此开一个新的风气?”
同年6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并颁奖,钟鸣专程从湖北前来参观和领奖,不料那敏感的月份给钟鸣带来了麻烦,影响了他的毕业分配。
后来得知,《风》是他在湖北美术学院大学三年级时的一幅习作。作品构思得自1987年到湘西凤凰县腊尔山苗族地区深入生活时一次联欢舞会上的印象。他同时构思完成的还有一幅工笔重彩画《舞》,参加1988年香港《文汇报》举办的“中国当代名家书画展”,获得了金牌奖。
钟鸣在《我的从艺经历》一文中谈到过《风》的创作过程中在艺术处理上的一些想法:“我想用一种具有雕塑惑的略带夸张的简洁整体的块面造型塑造形象,追求大的整体感觉、气韵,弱化局部、细节,弱化线条的功能,使画面营造一种极具光感(逆光)的朦胧的梦幻般的氛围。色彩上追求单纯,以水墨为主,用传统的手法染出形体、结构,局部以干笔擦出飘带的效果。”由于摆脱了当时流行的湘西画风,而得到教师的首肯。
钟鸣在水墨画作品《风》中的一些艺术追求,从他另外一些以湘西苗族生活为题材的工笔重彩画作品中也能明显地感觉出来,如《舞》、《胧月》(1989)、《太阳雨》〔1991〕、《寂》(1992)以及古代体育题材的《弩·箭》等作品。这些富有淳厚的乡土风情的画面中涵有一种如闻天籁的质朴之美。那清淡朦胧的色调中还有着令人捉摸不透的梦幻之感。由此而形成钟鸣那一时期的个人绘画特色。
同类题材中,比较突出的是作于1992年的《边边场》和作于1994年的《天风》。前者曾获得中央电视台“’94‘新铸联杯’中国画·油画精品展”优秀奖。我也曾参与那次画展的评选工作。
据作者见告:“边边场”是指当地苗民白天赶集,晚上青年男女恋爱的聚会。这件作品以具有原始性的粗犷和趣味性、装饰性特点而显得很特别。皴染而成的浅浮雕效果甚至令人产生一种错觉,怀疑作画的材质是否还是宣纸。这幅画在钟鸣作品中也是一个特例。
钟鸣说:他那幅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的《天风》“算是我艺术风格转型时期的一张探索性作品。”“想把平面的图案意识与人物的写实手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找到写实与变形之间的契合点,强化线条的功能,增强白粉的表现力,使画面具有厚实感。”
《天风》的“转型”意义似乎不仅是风格手法上的转换,也是他系列化了的湘西苗民生活题材的一个小结,同时又是一个高点。9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作品取材转向藏族宗教题材,《天风》中的三位盛装的苗女没有画出眼睛,其双手的动态给人的感觉似乎有着某种寓意而非随意性的动作。与空中疾飞而过的鸟、飘浮的薄云,产生一种天地与人世之间具有某种内在联系的神祕之感。这种情况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有更多的表现。
钟鸣说,他创作题材的转换是在1995年第二次去甘南夏河一带藏族地区深入生活之后,他先后画了《圣光》、《天光》、《佛光》等系列作品。那不仅只是生活视野、创作题材上的拓展,也是作者艺术追求的一个新的起点。
神秘的人文环境和人们对宗教的虔诚,启发了作者的创作构思。在宗教氛围与世俗情境杂糅的画面上,有的表达得比较直白,有的比较曲折隐晦,但观赏者没有必要过分地从题目和画面形象中寻找过多的哲理和宗教的奥义,重要的是艺术本身,是现代艺术家透过题材所显示的对人生对世事的思索。
钟鸣为寻找与内容相统一和谐的绘画语言作了很大努力,他从藏传佛教壁画获得启迪,在画风上舍清淡而取热烈,舍空灵而取厚重,他强化了光感的变化、肌理的运用和线条的生动性,他创造了“对染”的染法,综合地使用水彩、石色,以宣染与皴擦、罩色、平涂等技法相互结合,“想打破工笔与写意之间的鸿沟,进行一种互补式的融会。”为了进一步提高绘画修养,他在2001年到北京参加了重彩画高研班,2002年又在湖北省美术院举办的首届俄罗斯油画高研班学习了一个月,学习油画曾是他早年的志愿,对他未来的艺术道路也会产生深刻影响。
钟鸣有很好的写实功底,他曾经十分用心地画过领袖题材的肖像作品,也画过一些轻松的水墨小品,不过,他投入最多也最能显示创作成就的还是湘西苗族、甘南藏族生活题材的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已经很自然地形成他前后两个时期对比鲜明的绘画面貌。他给自己定下的下一步重点是确立个人绘画风格语言特色,其实,他前一个时期的创作实践已经寻找到了答案,那就是首先要有对生活的深入和情感的投入,从题材和主题的需要去选择相应的绘画语言,任其水到渠成,而无需刻意地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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